稀有气体

《格调》保罗·福塞尔

学习美国阶级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苦苦恋着“正确无误”和别做错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会后，他们也要写一纸感谢函，赠送过于昂贵或“正确”的礼物，绝不会哪怕略为提及任何公认等级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读者会很从容地接受英国的势利学研究权威内尔-麦克伍德的发现——比利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势利之辈的摇篮，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俱乐部”或“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很自然，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下面这一类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针对的目标：您属于/森林公园住宅！/只要您举步迈入我们这个地区，您就会懂得/欢迎的含意：/您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内向、热爱隐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与他们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悻的价值。中产阶级当中流行一种观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点的灌木，也是对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们还流行一种观念，你可以事先不打电话预约便造访邻居或朋友。中产阶级生来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难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传统，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此举的正确时间。小威廉-H-怀特曾一面在一处郊区闲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告诉他：“再也没有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们来的时候总会敲门。”

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这经常比金钱更重要），并且尤其强调“管理人员”一词。（事实是，人们面对这个术语时，究竟是心怀敬意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标志着等级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装一台录音电话的做法，自然很容易（花费相对较低）就能模仿高级专业人士的作风，但不要指望在蜂呜声过后会有一个滑稽或古怪的声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鸭或理查德-尼克松的声音——告诉你可以开口讲话了。中产阶级都很胆小，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塔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1939）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总会实现的梦想》一类歌曲，井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酷似他们的父辈。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读约翰-T-莫罗伊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层阶级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年轻人就是答案，一个又一个公司培训计划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飞机上遇见他们。他们的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五十年代的样式。他们常说的话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膘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塔兹-塔克尔他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他们在越南丢人现眼，随后又为自己的社会名声坐立不安，上述说法就越来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话。一位军人的妻子说，“有人喜欢把医生、律师叫做‘专业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专业’的嘛。”然后，一处明显的逻辑偏差：“还有谁会比用自己的一生来保卫祖国的人更专业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他们中有一位曾说过：“我原来打算做律师，唉，我还想过做医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脑瓜聪明才行。”但上层贫民是很聪明的，至少是精明。因为通常没有人严格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信奉个人独立并为之骄傲，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独立的人。这些人，就像社会学家E-E-拉马思特斯在他的书《蓝领贵族》（1975）中对他们的描述，他们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与贵族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蔑视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层贫民说：“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辈子都系着那根见鬼的领带，对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权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至少也应该有权用自己的两只手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啊。”拉马思特斯说，像其他贵族阶层一样，这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的顶层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往上爬’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颇有贵族气，比如对赌博的忠诚，对猎鹿的喜好。室内装饰的鹿角使他们的住处看来不亚于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小屋。奥特加-加塞特指出，上层贫民还“倾向于把游戏和运动当作自己毕生的职业来从事，”并对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态度——这方面也酷似贵族。

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识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利-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绝对可靠的标志帮助你辨认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看一看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在中上层阶级中，你很可能发现两家的丈夫分别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位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

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热天饮一听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并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广告”。

如果兜袋和腰带悬垂物能即刻表明贫民倾向，另一些标识的作用同样显著。当你在衬衫外罩了一件毛衣或上衣而不系领带的话，衬衫领子怎么处理？上层或中上层人士会把整个衬衫领放在毛衣或上衣里面，我猜部分是因为，这样做的效果是“漫不经心”而非“整洁”。另一方面，除非你是一位以色列议会成员或者希伯莱大学讲师，你一旦把不打领带的衬衫领子翻到上衣外面，你就是一位刺眼的中产阶级或贫民人士——但也说不定，要知道，在外出骑马或其他户外运动时，总统也喜欢这种作法。

事实上，衬衫在昭示等级差别上是最雄辩的服装之一，衬衫会以无数方式使你失掉等级地位。在“白上穿白”使人立刻跌到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的地位；而在短袖衬衫或T恤（就像《蜜月人》里的艾得-诺顿）外面罩上一件坎肩，则让人跌至中下层贫民地位。有时能见到T恤外挂上吊裤带的穿法，这效果好比在短袜上套一双凉鞋。特别是在英国，但也包括美国国内的崇英地区，这种穿法表明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中学教师（教数学或者化学），倘若还着一身假日装束，你就分明是在暗暗渴望沦为上层贫民。

关于男于领带的等级含意这一主题，恐怕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才能谈透。这里我只能粗略勾勒出几条普遍原则。尽管领带在多层混穿中扮演的角色，与纤维在服装质地的效果中起的作用一样，可以简略地一笔带过，但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也因为这一原因，领带实在与高尚地位息息相关。有必要指出，完全不打领带可能表明一个人的阶层极高——比如上层，为的是凌驾于各种批评和指责之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尊重法则不再适用。莫罗伊的一项试验令人满意地记录了领带与职责、雇员身份、以及驯服的中产阶级其他特质所具有的关联。他让一些男子参加职业应聘面试，其中只让一部分男子打着领带。他发现：“无一例外地，打着领带的先生们得到了工作，而没打领带的则遭到了拒绝。尤其令人意外的一个情境是，一位不打领带的应征者……让主持面试的人感到极不舒服，他索性给了应试者6．50美元，叫他立刻出门买一根领带，系好，再回来完成面试。当然这位应试者还是没得到那份工作。”

莫罗伊的另一项实验表明，领带的确是区分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重要标记。他这次实验瞄准了纽约可怕的公共汽车总站。这地方素来以种种能触动人们想象力极限的恶行、伤害和肆无忌惮的暴力著称。莫罗依将自己装扮成一名中产阶级男士，假装忘了带钱包，正不得不赶回郊区的家。当时正值高峰时间，他试着向人借75美分买张车票。头一个小时他穿着套装但不打领带，后一个小时他穿戴齐整，衬衫领带一应俱全。他叙述道：“头一个小时，我总共借到了7美元23美分；第二个小时，由于领带的关系，我弄到了26美元，其中一位男子甚至还额外给了我买报纸的钱。”

衣服上的可读标识使人的身分降级，似乎作为报复，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领带。上层人物的领带回避任何稍稍明显的文字形式，哪怕是极为简单的象征性表达。他们选择条纹，薄软绸变形虫斑点、或者小圆点，以期表明自己等级很高，根本无需操心要通过文字或图画在胸前标明等级。（这也是隐私原则的体现，好像在说：管好你中产阶级小气和让人恶心的事罢，别想从我的领带上嗅出什么秘密。这是典型的贵族式态度。）深色底衬白圆点也许是最为保守的领带图案，不但上层和中上层人士喜欢，就是报刊记者。电视新闻播音员或体育报导员，也对这种图案报一种防御性的激赏，他们顾虑自已被人看低，怕被视为粗陋之辈、酒鬼或者愤世嫉俗之人。供职于大都市里的银行信贷部的人也会选择这种款式，以确保自己的信托声誉让人完全放心。

沿着条纹、圈形或圆点向下走，低一级的领带图案开始表达明显和确切的文字意义。某些设计专为显示中上阶层的运动品格，多以飞翔的小雉鸡。小游艇，信号旗和六分对角图案为主。（好像在说：“我打猎，还有游艇。我有钱，还爱运动！”）再次一级的是“背景”图案，这类设计专为显示其穿戴者的职业，并加以庆贺。中上阶层成员中不稳定的人（例如外科大夫），中产阶级中渴望脐身中上层的人（例如会计），会选择这类领带。因此，印有墨丘利节杖（美国医学界象征。一译者注）的领带就是在声明，“瞧瞧吧！我是个医师！”（注意，没有专为牙医设计的“背景”图案）。小天平：“我是个律师。”如果是乐符：“我的工作与音乐有关”。美元标记或钱袋：“股票经纪人，银行家，获得巨大成功的整形外科医生，或是彩票赢家。”我甚至见过绘有小型军用吉普车图案的领带，却捉摸不透它的含意。因为假如您是我们打过的任何一场战争中的司机，你大概不会忙着去告诉别人吧。其他一些自我祝福的图案包括小鲸鱼、小海豚或小海豹，表明你不但热爱大自然，还花了很多时间保护大自然，因此你是一个不错的人。带有英式（千万不可以是德式、法式。意式。西班牙式、葡萄牙式或白俄式）军团、俱乐部或大学专用色条子的“棱纹平丝绸”领带，可与以上所有的“背景”式领带替换使用。

我们越是下溯等级阶层，领带上的文字也就油然增多，因为这类领带就是供人研读和品评的。这类展示性艺术品之一是深兰色的“祖父领带”，斜角上的白色手绘字是孙儿的名字。想象一下打上这根领带可以激发的谈话吧！另一种则写着“我宁愿去航海”、或“我宁愿去滑雪”等等。这类领带统统可以被视作对个人隐私的有效触及，从而能“激发对话”，是有用的巩固中产阶级地位的工具，与他们的另一个传统——希望邻居心无顾虑地随时造访——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类中更低一等的领带常常试图表达出绝顶的机灵，如“感谢主，今天星期五”，或者“噢，见鬼，今天礼拜一”等等，实际上很拙劣。若将上述感叹语变成缩写，再加上游艇信号旗并置于领带上，你就能在博取观众一笑的同时，将自己的等级往上提一点。至于濒临上层贫民边缘的中产阶级底层，我们开始看到用鲜艳的颜色画的大花朵、或者干脆明亮的“艺术”色块出现在领带上。这类讯号不外乎在传递“我是一个开心汉”的信息。莫罗伊在讨论领带时，不忘谆谆告诫“开心汉”们，“无论何时何地，千万忌用紫色。”

再往下，当我们发现，在领带上提示游艇所有权或开心汉身份未免大荒唐时，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上层或中层贫民的“流星锤”领带了：毛线或皮革条织就，一枚金属夹（通常是青绿色或银白色）扣在上面，此人多半是居住在“阳光地带”比如新墨西哥州的退休人员。与其他各类领带如出一辙，它们的声明是：“别管看上去怎么样，其实我跟你一样不错。我的‘领带’尽管可能出格，倒真的要比你那条传统的好。因为它意味着原始，所以一点也不妄自尊大。它纯洁，而且正直。”流星锤还说，“戴上我的人是自然的孩子，哪怕他有八十岁。”像贫民购置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类流星锤领带可能价格不菲，尤其配着稀有金属制作的标有“艺术品”字样的领带夹。道理仍然是，钱虽重要，却不总是等级地位的标准。

处于流星锤佩戴者之下的是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他们从来不打领带，或者即使打，也只有一条。由于打领带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他们往往对此记忆犹新。对这群人而言，领带是造作甚至骄奢的象征，像故作文雅的淫逸之辈那样系上这么一根玩意儿，只是浪得虚名，这跟在内心想象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没什么两样。一位贫民主妇这样谈到她的配偶：“只要殡仪员同意，我会让我丈夫穿着T恤下葬。”

你看什么节目也会立亥（暴露你的身份）。将电视伪装成其他物品的中上层人士，不过偶尔看看全国公共电视台播出的教育节目或专题新闻，如对最近一起政治刺杀的报道。，中产阶级喜爱“MASH”以及“家居生活”，偶尔也看看“犬兔越野追逐赛”(假扮兔于者在前边跑边撒纸屑，假扮猎犬者在后追踪的户外运动。一译者注），但他们最喜爱的还是体育节目，尽管“观看”不是准确的用词。你在比赛现场时才能叫做观看，从电视中看比赛是在当“间接观众”（罗杰-普赖斯语）。罗杰相当严厉地评论道：“是别的什么人正在替我们观看我们的比赛。”越是身体剧烈运动的体育项目，越降低你的层次。网球、高尔夫球甚至保龄球要比拳击、冰球和职业足球赛更高雅。中产阶级每天按时收看电视新闻。他们收看沃尔特-克罗恩凯特主持的七点钟新闻，并对他推崇备至。哪怕是傲慢的丹-拉瑟播报的新闻，他们也一样会定时收看。他们就是为电视而生的一个群体。也许这就是全国下午出版的报纸都由于无人问津而消亡的原因。

中产阶级里的最下层和贫民中的上层，是电视游戏节目的忠实观众。这些节目包括不那么低档的在两性方面成熟大胆的搞笑节目，如“家庭世仇”，和主持人平庸的节目如“TicTacDough”之类。这类节目主持人越丑陋，对贫民的吸引力越大，“重磅炸弹”就是个例证。在相貌滑稽可笑的主持人比尔-卡伦面前，谁也不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大家觉得，比尔的聚脂纤维上衣看起来更像咱们贫民中的一员。

下层贫民也不时看看上述节目。对他们来说，只要电视机开着他们就相当满足了，因为电视始终传递着这样一条崇高的信息：“咱家买得起彩电。”从这个值得炫耀的高科技盒子里，中层和下层贫民喜爱情境喜剧。这些节目要么是直截了当的魔术（如“飞行修女”），要么是某种科技制造出来的奇迹：如“庞然大物”，“神奇女人”，“百万富翁”等。“庞然大物”产生于使用过量的伽马射线，它和因为氪元素创造的“超人”一样，备受贫民的喜爱。我在想，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力整个社会所接受，（在电视剧《重访布莱德史特》里，无论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在牛津做什么学问，那都不能算是化学），也许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科技的兴奋和对进步的幻想带有典型的贫民特征。中下层贫民还喜爱“爱之船”、“吉利根岛”之类的情景喜剧，这些节目对话轻松，情节拖沓，如果全家人里有谁没听懂哪句话，也不会感到难堪。观看“燧石”一类的节目是接近社会底层的标志，这类观众买报纸看只是为了里面的幽默专栏。在收看新闻节目和体育专访时，你一定留意过那种人（并不全是青少年），抓住每一个机会将自己挤进拍摄背景里，或者乱蹦乱跳，或者疯狂地挥舞手臂，脸上带着造作的戏剧性笑容。为了让媒体捕捉住，哪怕只有一秒钟，再被家人和朋友们辨认出来（该多么荣耀！），这类行为表明他们是地道的下层贫民。

大多数中下层贫民因为工作时。受人管制而心怀憎恨，他们立刻就能与电视中处于同样困境的人物产生共鸣，剧中人和他们一样经常受到主管、工头、巡视员的骚扰。警匪剧也很受欢迎，除了因为这类作品带有暴力和胁迫的成份，还因为观众中的贫民能在时而违抗老板、时而与之周旋、时而又迁就听命于老板的剧中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类似的电视“秀”还有“鲁-格兰特”、“艾利斯”和“五点差九分”一类的“雇员”戏剧。

贫民喜欢电视广告，有时他们的谈话中充斥着广告用语：“我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全吃光了”，“决不会出门忘记了带着它们”，或者“怎样拼写‘轻松’？”尽管生活在“看不见的底层”的人们也喜欢看电视，但观看什么节目则要由狱警或老人院的护士和勤杂工们说了算。在监狱中任何描绘性感女郎或能让人想入非非的画面都会大受欢迎。一位从前蹲过监狱的家伙对斯塔兹-塔克尔说，“你一整天都座在屋里看电视，不用说，《约会游戏》棒极了，因为故事和女人有关。”

从显示人的社会地位角度讲，几乎没有哪一个单个的场合能比“鸡尾酒时间”表现得更加充分，因为无论你喝什么酒，喝多少，都能暗示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要了一杯白葡萄酒（顺便说一句，酒会提供的白葡萄酒越甜，说明主人的社会地位越低），那么与此同时，你已经发出一个特别的暗示：你是一个上层或中上层社会的人土。这就像在说，作为上大学（当然是一所不错的大学）时培养起来的习惯，你曾经喝了大多昂贵的烈性酒，由于潇洒地过量饮酒曾经到了酗酒的边缘。现在，人到中年已经足够老练，想改变一下口味喝些较清淡的酒。（干白葡萄酒被认为是低卡路里的饮料，因此被那些极端注意身材的人所热爱）。现在有许多注意身份地位的人士放弃了喝烈性酒的习惯而改喝白葡萄酒，于是出现了一个由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喝白葡萄酒喝得醉醺醺的群体，他们情愿在人前喝度数低味道细腻的东西，不希望自己跌跌撞撞的步态和含糊不清的言辞让人看到或听到。

他们最爱喝的一种白葡萄酒酒是意大利的Soave，它是进口酒中质量过关又比较常见且能叫得出名的一种酒，价格也比较便宜。还有一种受欢迎的酒叫Frascati。再者，当别人痛饮烈酒时，要一杯Perrier苏打水（上层人士）或者一杯Club苏打水（中产阶级），所传递的信息相当于要一杯白葡萄酒。这一举动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档次高和受人欢迎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以前喝酒过量是好笑的、富于冒险性的和不谨慎的行为；第二，我有能力戒酒，这表明我是个既聪明又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人。再者，由于眼下我很清醒，我一定比你们的社会地位优越，因为我会眼看着你们醉倒，而且司以告诉你们喝醉酒的样子有多么可怜。

除了白葡萄酒和含碳酸质的水之外，上层阶级的饮料还有伏特加（尤其是只渗水的伏特加，如果加上汤力水便只能算是中产阶级了），血玛丽（切记：绝不能在下午三点以后喝），苏格兰威士忌（特别是加冰块或加一点水的喝法）。把苏打水加入苏格兰威士忌的喝法是不甚讲究的。崇尚英格兰传统的人会认为苏格兰威士忌要优于波旁威士忌，后者是中产阶级的典型饮料。大部分中产阶级也是马提尼酒的热爱者，他们自以为聪明地把马提尼酒叫做“martooni”。如果你在晚饭后喝马提尼酒，那你准是个贫民人士，啤酒属于大学生们的专利，一个在饮酒方面有很好的洞察力的大学生，能通过观察大家喝的酒的品牌准确地判断出这个学校属于哪个等级。比如，看你喝的是Molson’s、Beck’s，Heineken’s（人们俗称为绿牌的啤酒)或Grolsch，还是Budweiser、Michelob、Stroh-s、Piel’s、或Schlitz。德怀特-麦克唐纳通过观察这一区别抓住了约翰-奥哈拉所揭示的一个情节：耶鲁大学的学生喝醉酒的方式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醉酒的情形完全不同。（还有一个识别的办法就是，如果其他方面部没有区别，玻璃啤酒瓶于比易拉罐高级得多——这依然是崇古原则的体现。）

中产阶级有一个嗜好，就是爱把酒藏在厨房里，他们总是在那儿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着饮用。如果酒瓶子摆在明处，那一准是OldGrandDad或Tanqueray(此为有效的崇英派人士的标志）等牌子的酒。真正的上层人士并不要求自己喝的酒非得是体面的品牌，他们用便宜的当地产的酒款待客人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们还常常用一次性的杯于喝酒，因为他们在乎的是盛在容器中的酒而不是容器本身。另一方面，中上层阶级人士喝酒时喜欢用那种早已过时的特大号的杯子，上面印着彩色的鸭子，猎狗或船支的图案。中产阶级则喜欢用印有粉红色条于的玻璃杯喝酒。上层贫民喝酒用的是果汁杯，你可以在小五金店或廉价商品店里买到，杯于上大都点缀着橙子、草莓、小猪或带太阳帽的小姑娘的图案。而被水泡掉了商标的果冻或花生酱玻璃瓶，则是中下层贫民使用的喝酒器皿。

事实上，通过饮料来区别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实一点都不难，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把社会上层和底层划分得清清楚楚，那就是饮料的甜度：较于还是较甜。如果你听到一种叫做SevenandSeven的酒名感到陌生，如果你想到要一杯Seagram-sSevenGrown(一种廉价杜松子酒。一译者注)加七喜会皱一下鼻了，你基本上是个上层人士或者接近上层社会，或者至少没有大多地对社会底层的大量含糖饮食妥协。波旁威士忌加姜汁的喝法相当受下层的欢迎，而上层的人们对它几乎完全不知道。有些鸡尾酒像daiquiris、stingermists、brandyAlexandere和sweetmanhattans等常常被人在晚餐前饮用，说明人们对餐前酒的基本原则不甚了了。（餐前酒的功能是开胃，因此应该饮用较干的酒类，促进胃液的增加。－译者注）只有某些非贫民阶层的又经常在欧洲旅行的人，才有可能掌握开胃酒的原则。

美国下层社会对甜东西的消耗量大得惊人。根据拉普尔消费调查的统计，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当然其中多数是贫民）每天至少要喝掉一罐可口可乐或类似的饮料。美国的贫民几乎不会碰面包，除非里面加了糖或者蜂蜜。在中西部地区情况更糟，那儿的酒吧里白兰地常常比威士忌卖得更好，而于葡萄酒几乎卖不出去，事实上，你可以根据每个家庭对糖的消耗量来划一条可靠的社会等级分界线，当然孩于可以除外，因为无论出身于哪个阶层，年轻人都喜爱喝较甜的酒。这一口味无疑表明了从喝苏打饮料的孩子变为喝酒的成熟男人的过程。上吊自杀的前儿童电视剧明星特伦特-莱曼的女朋友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证明，她说：“他开始狂饮Seagram’s加七喜。有一天，他衣冠楚楚地醉倒在冲浪浴盆里。”

如今旅行已经彻底沦为了旅游观光业，以至于如果不是有心挖苦，人们几乎不会想起这个古老的说法。所以，我干脆把这项活动称作旅游观光业。各个社会阶层都是这个行业的牺牲品，但贫民阶层受害最浅。这似乎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惧怕这项活动可能提供的他们不熟悉的新花样，而花不起钱的原因倒要退居其次。所有能够预想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想要的，而不是那些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旅游业现在能提供的，恰恰就是所有可以预想到的东西。阿瑟-B-肖斯塔克在《蓝领生活》（1969）中谈到，贫民阶层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休闲体验：“它们能够验证那些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不是会与哪怕小说里的事物相冲突的东西，陌生的事物可能会给贫民阶层带来严重的威胁感。旅游业，他们认为，充满了数不清的威胁：“你得跟陌生人打交道，灵巧地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还要精明强于地处理料想不到的新问题……害怕‘上当’的感觉，……外省人那种对于该去哪儿一头雾水的无知，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值一游的、毫无根据的自负，和对家乡版风物的偏好。”这些恐惧，经常限制了贫民阶层的出游。他们要么与亲友结伴外出，要么自己驾车赶赴亲友的葬礼。如果的确旅行了一次，他们会回味数年，不停地缅怀饮食、里程数、消费和汽车旅馆的豪华等等细节，比如：“他们居然会在马桶座圈上铺放一长条纸”，他们会这么说。

旅游观光的阶层绝大多数是中产阶层。他们已经使夏威夷变成了像罗杰-普莱斯不怀好意的命名一样，“大众的瓦尔哈拉神殿”（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译者注）。正是因为中产阶层，豪华游轮生意才有利可图，因为这个阶层的人们设想，他们会在游轮上与中上阶层共处，却没意识到后者有可能要么正从伊斯但布尔一处清真寺旁的别墅尖塔向外跳望，要么正隐身在尼泊尔的某个山谷，或者干脆正呆在康涅狄格州奥德莱姆镇的家中玩十五子游戏和翻看《市镇和乡村》杂志。观光业深为中产阶层喜爱，因为他们能够从中“买到感觉”，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更高阶层的感觉。”他又指出，旅游（或度假村）行业人员和他们的顾客们合作上演一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并按中上阶层（或者上层）才熟悉的程序，煞有介事地表演大量的“侍候进餐”，白色餐桌台布，“发泡葡萄酒”，假鱼子酱。只消注意旅游业广告中“昂贵享受”(以及“美食”)一词出现得有多频繁，就会明启我究竟在说什么。这是因为，比起住房、汽车或其他显眼的地方性消费项目，中产阶级更嫉妒更高阶层的出外旅游。理查德-卜科尔曼和李-雷沃特在他们的作品《美国的社会阶层》中发现，这种嫉妒不止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上层人物对遥远地域的经验“象征了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上层人的旅游习惯“似乎表明，游客已经在这种环境背景中感到很舒适了，或者他的感觉正在变得越来越如此。”

上层的人们通常自己出游，不加入什么团体。这很自然，因为不管在什么团体里，总会有些你懒得去结识的人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由某大学组织的“艺术观光团”，游伴常常是一些资格相当的成员，带队也不会是导游，而是“讲师”或“艺术史专家”。上层人士感到，参加这类观光旅游团会暗示你的无知、智力上的懒惰和缺乏好奇心。这就像参加一次平庸俗气的“导游观光”所暗示的情形一样严重。但是，由于你是在观看艺术，同时还能从地位较高的高等学府的声望当中借来几许声望，等级趣味上终究还有应计的收益。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四十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以外，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

有种假设被深裸织人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间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已经到了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这一说法的意义，足以体现出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事物，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持有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是那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学院，阿肯色州立大学、或伯比-琼斯学院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思学院（常青藤大学之一。一译者注）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中，他喜滋滋他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叫法上被称为大学的地方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的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会地位。

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较比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大学毕业还是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那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1981年各地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广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或社会上，而且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立场》一书中，科尔曼和莱因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像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木(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莱因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没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美国著名四年制学院。－译者注），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讲就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变本加厉过程，膨胀，浮夸，狂妄自大。这一点清楚地在一个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英国有两所大学，法国有四所，普鲁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个州就有三十七所。”这里每一所学院都想成为一个大学，就像每一个雇员都想成为“管理者”，而每一个管理者又都想当上副总裁一样，简直就像大经地义的事。

结果呢？全国的州立学院和师范学校一下子都命名为大学了，而且它们怀着甩掉贫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动机放手干起来。南伊利诺斯州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地处伊利诺斯州的卡本代尔，是一个既没有学术影响、又没有文化传统的穷乡僻壤，以前只不过是一所师范学院，但是现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学生，而且还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而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获得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文凭的学生，还在从事“教育”领域里的工作，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曾经是师范学校的标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几百个其他地方，像贝尔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怀特州立大学（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城）和北依阿华大学。观看过最近一场全国篮球锦标赛的许多电视观众一定像我一样，对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赛的“詹姆斯-迈狄逊大学”的身份疑惑重重。这所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哈里逊伯格，不久前还是迈狄逊学院，一所平庸的师范学校，现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个可以和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索伯恩大学（巴黎大学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学校。一译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专业还是集中在小学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学术能力考试中的语言能力分数，位于大学入学平均分数线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国篮球大赛上没有参赛的大学，也许可以顺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个学术质量高的学校指南。起码，也许可以通过追踪那些总是出现在大赛中的球队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代顿大学、德保罗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怀俄明大学（还记得费斯克对怀俄明大学的调查发现吗？）、塞顿-荷尔大学，还有布莱德利大学。体育节目评论员称这些大学为“学校”（他们会说“某某是个篮球极棒的学校”），这种对此类机构的称呼一般比各州政府来的准确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赋予了它们大学的地位）。至于在私立学校里，我们有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四十年代以前它是一所两年制学院，实行GI法案以后，退伍军人的钱极大地刺激了它的发展。再者，西雅图一所商业学校从学院到取得大学地位，中间只用了短短九年。这所创建于1972年的“城市学院”，1982年时宣布已经成长为大学。可悲的是，世上有许多无辜的人会真的相信这家学校是一所大学。

有时，这些学校的诞生和被人认可，是通过下面这样的推理实现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都是根据其所在地进行命名的，像牛津和剑桥，如果存在着像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这样的机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学校也标在地图上？发明出诸如萨斯维尔大学、达拉斯大学、休斯顿大学，或者路易斯维尔大学之类的学府，并且神气地授予它们同样的地位呢？一个地方没有学习精神有什么关系？人们不知道求知欲和钻研有什么关系？如果知识分子的严肃精神和高深思想只能引起别人的紧张不安，要它们有什么用呢？

好学校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力，在菲利普-罗思的《再见，哥伦布》（1959）中有很好的记述。书中的主人公在回忆时，对比了贫困的纽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阶层聚居的绍特黑尔的街道，后者都是根据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贝都因、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等等。《社会名流纪事》杂志发现，由于如此经常地提到同样的那些学院，为了方便工作，以致不得不使用一张缩写字母表。常青藤联会的学校当然都在上面，不过也有霍巴尔德学院。里亥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兰斯里尔综合技术学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学。可以确信，如果不是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顽强记忆，常青藤学校的荣誉早就在普通大众中销声匿迹了。如果今天有两条船来往于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经营它们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用耶鲁或哈佛来为船命名以便使它们更上档次。

可是，常青藤学校对中上层阶级依然发挥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号召力，如果你没能去读它们，最好是“远离”它们，而且要有相当的距离，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注）、普林斯顿、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所在地。一译者注）、汉诺维尔（达特茅思学院所在地。一译者注）一类的地方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那些推迟了上常青藤学校雄心壮志的人，正是居于更上层的阶级。正如里特-米尔观察到的情况，“去读哈佛或那鲁或普林斯顿已经不算什么了，只有去读那些排外的寄宿制预科学校才真正算数……”除非一个人上过哈奇基斯、戈罗顿、黑尔、圣马可、安多维尔、伊克塞特，或者米尔顿（均为美国以收费昂贵著称的预科寄宿学校。－译者注）等预科学校，不然整个拼命往常青藤学校里钻的做法从社会角度讲都像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还是取得不了上等人的地位。独具慧眼的《大学预科生手册》知道，上一所好的预科学校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一所有实力把学生“喂”进常青藤的预科学校。选择正确的学校是关键，因为“你打算……尽可能上最好的（学校），那样，你就可以在挥动手帕告别或拍打着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后一节之后一劳永逸了。”“仅有成功还不够，”戈尔-维达尔说，“还必须有人失败。”光有一个威廉姆斯学院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南密西西比大学来衬托前者的价值，这样，双方才能在伟大的美国高校等级体系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猾稽是不是？无可置疑，美国人为了令人厌倦的地位竞争目的，必须依赖高等教育体系。同样滑稽的是，为了维护这一目的，必须有像贝内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来保卫中上层阶级的尊严和荣誉，使其免遭揭露和低毁。如果这类事还带有喜剧性，那么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一点也不滑稽。由于这些大学在分配社会荣誉上拥有不同凡响的力量，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厮杀，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为了社会地位而碰得头破血流希望破灭的人，在高校校园里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进取心的学生，也包括那些本来计划要进哥伦比亚大学，到头来却被俄亥俄韦斯莱安录取了的孩子们。

甚至教授们也是如此。我虽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教授，由于没能在“最优选择”的大学执教而被迫去了一个“高优选择”或仅仅是“值得选择”的学校，因而为失去社会地位而自杀或杀人的。但我却知道有许多大学教师，被羞愧和对自己无能的负咎所摧垮，并且从那时起，怀着苦涩的心情把他们的一生倾注到对社会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养智慧和做学问上。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是贵族沙龙、王室接见会、封建朝廷的现代翻版。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应该更努力地研究研究这一现象。实际情况是，尽管根据宪法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机构有权授予贵族头衔，但大学似乎是个例外。或者它们干的很像这类事。

两个高高在上的阶层，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没有多少观点和看法。其中很少的几个他们喜欢常说的观点之一就是：首都一定不能被“侵犯”。还有一个观点是：西装革履绝不能被忽略。除这两条之外，他们就没什么成型的信念了。他们甚至像中上层阶级那样，不相信文化。或者假如他们相信文化，也只喜欢有其他货色伴随的文化。科尼利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喜欢萨拉托加温泉城，因为他发现那里“有艺术和美国最棒的赛马活动。”科罗拉多的阿斯彭是上层阶级的文化麦加，不仅仅因为去那里花费不菲，还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同时享受到文化、“景色”和有闲阶级的体育运动（阿斯彭是全美著名的滑雪盛地，风景独特，每年举办的夏季音乐会极富盛名。一译者注）。

另外一方面，中产阶级相信许多东西。例如，它相信便秘，认为如果你没有“每天大便一次，”就会遇到大麻烦，必须马上吃通便药，而且最好选用电视广告推销过的种类。这有点像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来避免指责一样，中产阶级也希望把他们的大肠弄得干干净净的，别让人感觉出丢人现眼的污渍。“我正在学习肠胃治疗，”一位年轻女于告诉斯塔兹-塔克尔，“我们的消化系统并不干净。”中产阶级还坚信，一个人应该不顾一切代价成为专业人士，因为一个牙医或兽医都要比当一个拿工资的雇员来得有地位。他们相信穿什么也不如穿皮的，相信从你的旅行箱可以判断你的为人，相信你应该旅行时穿戴整齐。他们相信彼得-沙菲尔是个思想深刻的剧作家，大概赶得上莎士比亚（就像杜雷尔赶得上普鲁斯特一样）。而且，在观看话剧《马》时，他们一定会在听完心理分析医生的演说后站起来鼓掌。他们还抱有某种建筑学眼光，认为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很漂亮，包括那些金色和鸡血红色的装饰，还有所有挂着小灯泡的东西。（可以进行一项简单的测验：一个人若在听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里的布谷鸟叫声时感情达到最高潮，他或她准是个中产阶级J他们还相信“登机坪”在等级上高于长途汽车站，以及，由于对效率和进步的迷恋，他们相信一台家庭或个人电脑就可以解决生活里的所有问题。（这是贫民阶层相信“债务调整”的中产阶级版本。）中产阶级相信电器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观念在一则电视广告中大获成功：一个父亲，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宣布，他将送给她一台电脑作为结婚礼物。这条广告击中了观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心，可谓机灵到了家。

贫民阶层相信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产阶级更有意思。比方说，一个中产阶级会相信梦见的东西有意义而且可以从《解梦书》中得到证实吗？他们相信铜手锅能医治风湿症吗？相信在跑马场下赌注赢一大笔钱的机会很大吗？相信官方在军人的食物中掺人澳化物来减低士兵的性欲吗？相信莱厄特里尔将制服癌症吗？相信“创造性科学”这个概念没有矛盾吗？相信只要“发明”了某种东西（像“反重力皮带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公开杀人吗？或像一个据说曼哈顿的旅店服务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瘸子和畸形人是因为上辈子于了坏事，今生令其“投胎”受罪作为惩罚？相信世界语是解决世界上所有误会的一个办法吗？相信只要和麋鹿、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或古代爱尔兰秩序联系起来时，设立“妇女援助组织”就不荒唐了吗？相信把一个网球锦标赛叫做“康格鲁姆经典赛”一点不滑稽、不古怪吗？这一切都是贫民阶层乐于相信的东西。比起中产阶级，他们显然更有趣。

当看到一则Tiffany的丑陋珠宝广告时，中产阶级会砰然心动，而看到某广告声称可以减轻直肠发痒、或吹嘘一本关于扑克的书可以给购买者挣到“终身收入”时，贫民阶层同样会感到激动不已和满怀希望。

贫民阶级与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迷信的谦恭态度。正是大多数贫民阶层人士相信建筑物不能有13层，赛车时不会用13编号。的确，恰如大数字（前面总带着美元符号）深深植根在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头脑里，贫民阶层也喜欢数字，比如体育比赛的计分对他们常常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幸运数字和乐透奖彩票号码等等。不久前，我在一个机场的报亭排队，我前面是一个贫民人士，他的老婆站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他花了2．65美元买了一份杂志和口香糖，然后冲着他妻子大喊，简直是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好让人知道他是个蛮棒的运动员：“记住！65是咱的（彩券）号码！”贫民贪婪地阅读占星术，经常接受星相建议。他们相信赢和输存在“运道”，是不可改变的，也相信赌博。由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助你找到丢失的东西，他们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里刊登对圣安东尼的帮助的鸣谢。

语法在中产阶级和下层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发音和词汇的选择将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分隔开。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套个人化的等级划分标志，但我发现下面这些语言差别是最值得信赖的。用来表现（或显示）自己的“文化经验”的词语，对于中产阶级尤其危险，比如crepes(法式薄烤饼。一译者注)，中产阶级常常读成“craypes”。这类错误也常常出现在人们炫耀自己熟知异国风情的许多词语里。比如法文词“未婚夫”（fiance)（尽管中产阶级更喜欢用“男朋友”），他们经常会将它的最后一个音节重读，变成了可笑的fee一on一say。同样的还有上层阶级常说的“司机”（driver)，在中产阶级那里成了show-fur。有些人会认为，将Amherst一词中的h读出来（阿姆赫斯特），尤其能精妙地显示中产阶级身份，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钻石”（diamond)一词，上层只发两个音节，中产阶级就会读成三个音节。类似的情况如“美丽”（beau-tiful）一词，上层发三个音节，而到中产阶级那里，成了四个单音节词，bee一you一tee一full。中产阶级尤其喜欢把一些“大”词的第二个音节用重音读，这些词包括“exqu-isite”(精致优雅的)，“despicab1e”(可鄙薄的)，“la-mentable”(殷勤的)，“hospitab1e”(好客的)等等。而那些急于流露自己不容置疑的等级的人们倾向于重读第一个音节，当然，顺便也让人注意到自己的英式风格并由此产生敬意。

中产阶级越是与艺术经验纠缠不清，风险也就越大。例如，他们很喜爱“patna”一词（铜锈绿色。作者此处指古典艺术品的色泽。一译者注），但总是忘了该重读第一个音节。源自文化历史的显赫姓名同样不能随意使用，尤其是英国传统中的姓名，比如亨利-珀塞尔。里根总统的前任顾问艾德温-米斯三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就不慎暴露了自己可疑的家庭背景。他选择用“大有裨益的”(salutary)一词来展示自己的良好教养，而没有用“有益身心的”(Wholesome)或“有利健康的”(healty)；但他的发音告诉人们，他脑子里想的是“致敬的”(salutory)这个词。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作法，选择那些“大词”，却犯下可笑的错误。“enormity”(穷凶极恶)一词通常能暴露社会等级中不幸者们的真实身份，他们总喜欢用这个词来强调“大”这一概念（误当作“enormous”一词的名词而混用，一译者注)，例如，“那鲸鱼的身躯太庞大了(原文为“Thewhalewasofsuchanenormity……”，意思变成了“如此穷凶极恶”。一译者注），水池子几乎容不下它。”（贫民阶层会说，“那鲸鱼真大，它们怎么也放不进水池子里。”）优雅，是对中产阶级的致命诱惑，这个阶级指望依靠它将自己与上层的傲慢无知和贫民阶层直率的粗鲁区分开来。

在中产阶级那里，你会大量听到“prestigious”(有威望的）一词，于是会不由得猜测过去二十年里这个词之所以逐渐替代了“distinguished”(杰出的)，“noted”(知名的）或者“respecte”(令人尊敬的)这几个词，会不会和一场全国性的灵魂调查有关，小赖特-米尔斯发现，“Pres-tige”(威望)一词实际上暗含贬义。他说，“从词源上看，它意味着用变戏法似的花招让人眼花镣乱。”他还说，在法国，威望这个词总能引人在情感上产生联想，这类联想与欺诈和制造假象的艺术或至少与机巧有关。在意大利和德国，情形也是如此。只有在美国，这个词才与声望有关。回想一下，我在谈论高等学府时，竟也不知不觉大量借助了“威望”一词的含义。

这类等级区分标识中，有些直白简单，有些则细致微妙。上层和中层有一套特别的词汇来描绘乏味的或令人不快的社交场合。他们会说“tilesome”（令人疲倦的）或“tedious”(冗长的)，而比他们阶层低的人会说“boring”(没意思)。当他们说“upset”(沮丧)、“distn3ssed”(郁闷）甚至“cross”(烦恼)时，下层人会说“angry”（生气的），“mad”(气死人)或甚至“ssre”（闹心)。另外，上层人士表达赞许时也有一套专门的用语。贫民阶层当中没有人会说一样东西“super”(出类拔萃的，富有英国风格)或者“outstanding”(出众，预科学校用语)，因为这就好像一位贫民阶层妇女在逛商场时不停地感叹“divine”(真有吸引力)。“darling”(真迷人)或者“adorable”(多可爱啊)，听上去做作得刺耳。非上层的说法是“nice”（挺好）。

然而，正是中产阶级对高雅绚丽和优越的追求产生了最有趣的效果。我们已经明白，外来词使用尤其表现出这个阶级的弱点。这个阶级的人会说“graffiti”（涂鸦，原指古罗马墙壁上的粗糙刻画，今指在墙上胡乱涂抹的文字。一译者注)，并相信“chiluvinism”(沙文主义)跟性侵犯有关。具有“准等级感”的名词复数也是经常易犯的误用，例如，中产阶级人士会“颇有学识”他说aphenomena(一个现象)、acriteria(一个标准)、astiata(一个阶层)和amedia(一个媒体，可能是指一份报纸）等词，而实际上这些词都是复数。他们还会说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是aliterati，而这个词的意思是“文学界”，是复数集合名词。中产阶级还以为“context”(语境)一词是“content”（内容）一词更庄重的形式，因而会说“我不喜欢这本书的‘语境’，全是些鲜血淋漓的东西。”而当一位海岸官员报告旧金山湾的严重漏油事故时。他想像“cross”(穿过)一词在这种场合未免太俗，所以他用了“几只船‘transit-ed’(运行过了)海面。”在一连串文理不通的表达后，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揭了自己的老底，于是会在一个稀松平常的词，比如“pnxcess”(过程）后面缀上一个表示等级意义的复数后缀，以至于把这个词读成process-ess，以期重新标榜自己的身价。中产阶级所有这类表演恰当地解释了洛德-麦尔伯恩的结论，他发现：“无论上层还是下层总有些优点和可爱之处，但是中产阶级完全是一派做作。牵强、虚伪。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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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产阶级追求修辞上的假斯文，广告用语常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他们的心理。又由于一心企盼向上攀登，他们还想象，语言的高雅绚丽一定能加速这个进程。所以我们会听到enormity，salutory，duplicity(双重性)，当然还有gourmet(美食家)。“戏剧仍然有某种恰如其分的nicety（优点）”，一位演员在电视采访中如是说，事实上他指的是delicacy（雅致），当然他也同时暴露出了自己是一名中产阶级人士，正垂涎更高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