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气体

《恶俗》保罗·福塞尔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东西。劳伦斯-韦尔克是个低级的例子，而乔治-布什是个高级的例子。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的，可如果把它们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要在餐馆里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满了闹哄哄地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既然银行已经用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大众知名度，并像恶俗世界里的所有其他参与者一样热衷于吵吵嚷嚷的虚假广告，那么可以说，所有的银行都是恶俗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万事达信用卡（MasterCard）的帐单，很少有几个人能够抵御其有利可图的。近乎欺骗的强大诱惑力，它会告诉客户每次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欠款，以及银行是多么喜欢你云云。世上容易轻信的人，以及大批在仔细阅读艰涩术语方面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由此便不知不觉地被拖进了庞大的18％贷款利息率的阴谋中。

恶俗的银行喜欢把他们的主顾当作无产者、士兵或动物来对待，诱使他们步入一片标有“请从这里进入”标志的无救地带，任凭他们在那儿伸胳膊蹬腿地挣扎着，直到这整队人马的脑袋最终抵达出纳员的窗口。恶俗的银行从不知道你是谁，即便你已经把钱在他们那儿存放了50年。恶俗的银行每次都要煞费苦心地用负片放大投影仪检查你的签名，以此侮辱你一把。过去的银行常常看起来像大理石神殿，甚或像大号的新教圣人会教堂。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假装友好的家庭妇女们经营的下中产阶级的汽车旅馆办公间，而你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仍然一无所知。最上乘的恶俗银行可以让你听到亨德尔或莫扎特的乐曲；最下等的呢，则让你听“让世界停下来”、“我要解脱！”和“如何不付代价就能做成大买卖”等等无聊的曲子（见“恶俗音乐”）。恶俗的银行从不交易外汇，并坚决抵制经营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转帐业务，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

毫无疑问，广告是恶俗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恶俗靠的全是它，并只会从它那儿滋生出来。要想识破一次欺骗，你必得要在被吹捧的宏伟表象与寻常事实之间保持一段很大的距离，而这段距离，只有在一个幻想破灭的顾客买那东西之后而绝不是之前或许可以领悟到。这段距离越大，恶俗也越深。在为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及西南地区的“宅基地”所做的广告中，这段距离大得惊人，如同在为整形外科、减肥计划、提高你的自尊疗法、以及保证可以用上五年的灯泡所做的广告中的情形一样。而一旦大家遇上诸如“大削价”、“大放血”或“让利33％”等各式各样的说法，这段距离就大得无法逾越了。

有些广告显然是糟糕的，但还够不上恶俗，由于欺骗伎俩大不娴熟，没有谁会上它的当。例如那些随邮件一同到达的貌似高雅的“请柬”，宣布某某脊柱按摩院或牙科诊所的“隆重开业”，请柬下面一溜精美的小字：“敬请赐复”，这说明他们希望收信人以为这是“社交性的”而非商业性的。命中注定这些寂寞而天真的人会大失所望，他们竟真的回复这类信件，接着到了那天便梳妆打扮一番欣然前往。可悲的是，只有在他们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受这类欺骗的人们数不胜数。相似的把戏还有欺诈性的“新闻发布”公司，引诱那些渴望成名的人们花钱把自己吹嘘成某位光彩的“新闻”人物，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一种幕后操纵的转瞬即逝的幻觉。这些虚假的新闻故事到处在为某新停车场、商店或矿泉疗养院的开业兜揽生意，仿佛个个都有着震撼世界的意义，还在发放的文字材料的抬头上写着“立即发布”的字样，真是撩人心魄。另一种幼稚得出奇的招待方式就是收音机广告——大多都是给假发、男人服饰或珠宝做的——由全无才气、亦未受过任何播音训练的业主亲自播发，还常常伴随着他们的假牙的轻微磕碰。这种情形在零售业中，相当于在著作业里为了虚荣出书，那些人自己掏钱出书购得荣誉，以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价值。

必须承认，在美国，我们还没有像《世界报》（LeMonde）这样一份报纸。这就是我们坚持要把政府的座位和民间智慧的座位分隔开，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华尔街之间保留数百英里空间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不过我们的确有三、四份好报纸，我们也有数以百计的糟糕报纸。如下所列的一个乃至更多的特征将使你对它们一目了然。

根据报纸的栏目分类你就能知道它们了：连环漫画，这是少不了的；每日星象占卜；大量版面的缺失——文明的读者会指望读到一篇书评之类的文章；电视肥皂剧情节每周概要；每日祷文，常常赫然见于头版；一幅采访摄影师的特写，一本正经表达着那些愚蠢、无知者的所谓意见；以及“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一些读者最没劲、最琐碎的关于地方性话题的愚蠢见解。除了这些显明的特征之外，这里就像别的地方一样，通过对色彩的滥用想显示出你正处于一种小学生心理逻辑水平的新闻氛围中，一个某份周日娱乐报纸所呈现的世界。曾经有段日子，报纸版面上惟一带颜色的东西就是赫斯特所属报纸头版正上方的“光荣的星条旗”，作为反抗布尔什维主义和一切外来思想的忠实保证。现在，如果哪一家报纸的头版上见不到一张大幅彩照——当然了，是在折叠线的上方——那它就要冒失去没文化者的青睐的危险，那些人可是随处离不开图片说明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没有能力欣赏任何讥讽和隐喻，除非那是以陈词滥调的面目出现。西海岸有一家聪明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评论了那些喜欢彩色图片的读者们的智力情况，认为他们能够读懂的东西只限于体育版中。

糟糕的报纸擅长抬出一大堆“明星”来解释某个批评家关于某部电影或餐馆质量发表的见解，而不去费神告诉你他的见解是什么意思，在糟糕的报纸上，行文一律是近似文盲的读者所要求的那种花哨和虚情假意的笔调，他们受娱乐业腐蚀最深，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哪怕多一点点复杂、精深、暗示、讥讽、震惊、出乎意料或真正有趣的文章。林肯啊！汝当生于今朝：医治亚美利加者，非君莫数，云云。

娱乐业（ShoWbusiness）是离不开虚幻、夸张和欺诈的，故此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是恶俗。的确，其形象宣传、故意误导的呈现和夸张（如“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要技巧，为所有别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恶俗的典范。

尽管时不时地企图遮掩其羞耻，电视大体说来是一种贫民传媒，最善于宣传假牙清洁剂、不能自控时使用的尿片、啤酒、通便剂、汽车以及洗涮用品，但是一碰到书籍、思想、历史，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复杂、精微和讽刺性就死了。在为一次有关“文化”问题而进行的电视谈话排演中，有人请我给“人类学的”一词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这使我确信，原来那是一个远非电视机前的观众所能理解的词，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无法成为大众脑海中的以“娱乐”为目标的节目原因，因为这个话题不能恶俗。

……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在那里，事件要么被柔情化，要么被搞得耸人听闻，但却迟迟不讲出事情的核心内容，这样观众就不会转频道了。事情刚有了个眉目，广告便接踵而来。同样恶俗的是没完没了的中产阶级口味的特别新闻，一副伪学问和假分析的样子，所谓的“专题讨论”也不过是自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一个人玩。这里的错觉在于，从表面上看，其整个过程和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家讨论会的气氛一样自由随意，而实际上完全是一套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和迎合对方感受的僵硬的传统手法，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事情发生。刘易斯-拉法拇指出，“尽管表面上看来它极其流畅，电视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宣传工具，只用那些类似即兴喜剧中的角色式的一成不变的人物”，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在恶俗的情形中总会表现出来的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距离。

尽管恶俗的对话如今是世界性的通病，但是它的老家在美国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了。对于一个其医疗证据显示十个人中平均有一个人精神失常的国家来说，恶俗的对话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是如此看重巨大的噪音，以至要求你不得不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伴随着夸大其辞，毫无精致、含蓄、智慧和机巧可言，在这样的国家中，只要你还想和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几乎就成了一种你必须额外承担的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显露自己，因此恶俗的对话可以让他们获得一点点自我感觉和对于权力的小小的幻想。可是这样一来就真的成问题了，究竟是噪音导致恶俗高音量的对话，还是对话太恶俗了，以至不得不增加噪音来淹没对话或完全阻止它。无论如何，殊途同归，这也就是为什么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乐以及诸如此类的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这类音乐正响着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如果你不能谈话，你就无法暴露你有多么肤浅和简单了。

美国人之所以比其他民族更喜欢相互打断彼此的对话，很可能因为在一个生来平等的国家里，人人都想在任何时候插入他们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谁再去听别人说话了，最重要的是占地盘。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谁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曾在他的《被爱者》一书中，描述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他的英国同胞，其对于美国人的所见所闻真是丰富之极，尤其是那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弗朗西斯-辛斯利爵士是这样说起他的邻人的：“他们这些人是如此真诚和得体，就在你眼前，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却根本不指望你去听他们说话。永远记住这一点，宝贝。”他很有把握地告诉他的一个英国朋友，“这是这个国家一种社会消遣的秘密。他们高谈阔论全然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特意要让别人听到的。”某种真正的、合力完成的对话可能要算沃描述的在他听了两个无聊家伙的对话之后的反应了。他们的谈话没完没了，漫无要点，还时时伴随着来自他们自己的乏味的笑话和爽朗的笑声。“至于我所喜爱的对话，”他说，“奇闻轶事应让它尽可能自然而灵活地出现，笑话应让它从发生、成形到幻象循序渐进——这帮人对此却一窍不通。”

打断（别人说话）的游戏仅仅就是为了打断，而很少是出于什么特别的目的或与谈话的主题相关的动机，据芭芭拉-爱伦莱彻观察，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别的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她们还是腼腆得很，爱伦莱彻还发现，随着先前的中心文化的解体与破裂，日益成为对话的一种妨碍，使得假定存在的谈话者往往被搁浅在他们相互敌对的“兴趣小组”之间，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该和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不过正如爱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可以设计出“某些人人都能听得明白、内容随意和一些与城市相关的琐碎谈话的形式”，否则，随意的日常对话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种族或性别冒犯，或纯粹的个人恩怨，或政治对立，或顾影自怜的私人陈述。

糟糕的想法是那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念头，比如从楼顶往下建一幢大楼，或者企图在车子里装一枚炮弹使其能在水面上行驶。有些人总能被此类念头说服，并且相信可以实现。不过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事除了权充笑料之外，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观念却能广为接受，并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

音乐，不管什么音乐，只要它受贫弱大脑的欢迎，只要它随时愿意为它的商业操纵者们效劳，那么你所听到的一切音乐，至少你漫不经心地听到的一切音乐，就都属于糟糕的之列。然而，一旦它变得装腔作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要求被当作“艺术”看待，要求人们表示敬意，这时它就成长为恶俗了。而在此时再谈论什么“古典”和“流行”的区别，就几近无谓了。披头士和西蒙一卡方科的许多音乐都要比大多数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EdWardElgar）的音乐写得好，也只有十足的世侩才会在帕西-格兰杰（PercyGrainger）的“乡间庭院”那陈腐、乏味的重复和最新的拉盖乐（reggae）之间找到什么重大差异。尽管都是些迟钝的、过分强调纯粹和一成不变的噪音，拉盖乐恐怕还是会获奖的。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发展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志”），因而很像恶俗的对话。

因此，在音乐中，空洞无物就是恶俗，不管这首音乐是出现在一家音乐大厅里还是一个妓院里，也不管它是由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还是一支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可靠的标志可以判断恶俗音乐的出场或即将来临——如明目张胆的竖琴和音急速弹奏（注意一下那些翻飞着的手指！），或者在钢琴演奏中，那套利伯莱斯式的（Liberace）把戏，将双手尽可能高地抬起在键盘的上方以展示能量和感动，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指挥家们的意图（见“恶俗电影演员和其他演艺人”）。还有更多可以辨明恶俗音乐出现的线索，比如乞求他人注意和渴慕的音乐上的俗套调子，总以为听众太愚蠢了，不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听过千百遍了。就陈腐性而言，这些和体育场里的棒球或篮球比赛中调动观众情绪的那些高潮片断相当，暗示观众们齐声高喊，“冲啊！”你还可以相当有把握他说，凡是那些渴望把你送到异国他乡——常常是东方的某些地方，如“印度之歌”、“在一座中国的寺庙庭院里”——的作品，肯定都是恶俗乃至极端恶俗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接近任何贴有“夜曲”标签的作品时都要慎重。批评家杰克-林奇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发给“任何一件由安德鲁-劳埃德-韦怕（AndrewLLoydWebber）所写、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或者倾听的音乐作品。”

不过最简便的经验之谈是，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的音乐作品（如大多数拉盖乐）就是糟糕的；而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却装作是珍贵和有价值的、甚至是神圣的音乐，像“D大调帕赫贝尔-卡农”（PachelbelKanon），它就是恶俗的。恶俗的音乐总是借助于机械手段来使它有什么进展，如肤浅的调高音量，用来擦亮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纯粹的节奏与响亮度的加强。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多了。（如拉威尔的《波莱罗》。）音乐中的这类伎俩与话剧中类似的欺诈表现相当，如由来已久的剧院经理的诡计：神秘兮兮地推动调光器，使各式灯光次第变亮，随着每一张帷幕的展开，好像人们的兴致也在一步步增加。

还有一个简便易行的标准，对糟糕的和恶俗的音乐二者都合适：那种在最世俗的场所，如银行、书店或电梯里向你迎面扑来的音乐，以及当你在电话上等待你那位慢吞吞的恶俗对话者时没完没了地向你的话筒里放送的音乐。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很少是由伯德、帕赛尔、泰勒曼、亨德尔或拉莫创作的，甚至连莫扎特的都很少见，尽管粗俗的电影《莫扎特》（在恶俗人物中几乎和电影《爱可斯》一样流行）使它已经成为商人以及类似的俗人中假装喜好莫扎特的一种时髦。如果你在久等电话时从听筒里传来的是“帕赫贝尔-卡农”的话，那也算是在向你表达高度的诚意了，就算不是完人的虔诚。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经验高等教育，可是浅尝不久，他们便发现不喜欢它。高等教育太难了，也太严肃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要学好几年，而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中那些高贵、伟岸的英雄们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且和作为美国人的主要行为——挣钱——的“行动楷模”“没什么瓜葛”。人们发现，对逻辑和论证原理的熟悉，实际上妨碍了消遣和良好的伙伴关系，对于普遍谬误的历史，对于由迷信所操纵的社会，以及对于大众的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似乎是不民主的，也的确是一种“精英人物统治论”。几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发现，精确的推理与分析，以及对于他人随随便便想当然的行为加以公正无私的审视，绝不是获取“知名度”的良方。简而言之，人们很快发现，真正的教育在以行动、野心、贪欲和出人头地为内容的美国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结果恰好相反：智慧的发展只会导致一种非美国式的探究与深思熟虑的生活。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经过改革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更能和美国人的欲望合拍的体制，尤其吻合他们想要在公众面前获取成功的迫切心情，这些欲望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财和过一种不受思想困扰的生活。校际体育赛事的发明，对此欲望的达成可助一臂之力；同样，一种只强调当今发生的事件以及和商业活动的技巧相适宜的新课程也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于是，一门新的学科就被设计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商科”。什么历史、文学、哲学等等，都太遥远了，根本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场，况且这些老；日的学科对于那些要在公立学校里任教的人来说也太吓人了。正由于这个原因，另一门新学科亦应运而生，那就是“教育学”，尽管它全然没有什么与知识相关的内容，但却可以让那些愚蠢乏味的追随者们看起来是在修习“一门学科”，而且最终会让他们拿到一张证书，以拥有教育年轻人的权力。

结果呢，除了寥寥几家好大学与学院之外，举目皆是恶俗大学的情景。事实上，在矫饰与事实之间，很难找到比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大学中更宽的距离了。毕竟，矫饰本是恶俗之精髓。“上大学”就等于成为有文化的人，这种传统信仰很为美国人所珍视，而且盛行的平等主义导致他们虽然看重“大学学历”，却不愿通过艰苦的学习认识到一所大学的学位和另一所大学的学位之间的严格区别。可惜令美国人不安的事实是，从威廉姆斯学院、阿默赫斯特学院或史密斯学院得到的学士文凭是绝不能和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或夏威夷太平洋学院获得的学士文凭混为一谈的。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美国人竟然创建了如此众多的恶俗学院，其中大部分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目标是为了拓宽“受教育机会”的渠道。为了追寻这一目标，人们纷纷响应夸大其辞（见“恶俗语言”）的号召，将无以数计的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商业专科学校、文秘学校、地方性神学院、以及商贸学校晋升到大学（university）的地位，而运用的手段不是将它们逐步转变为大学——那样太费事了，如果不用几个世纪的话，至少也要花上几十年——而是干脆把它们叫做大学。这些就是如今给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颁发“大学学位”的地方，不过这些学位并不能衡量智慧的进展，只是满足对技巧的粗俗需求，以便刚好能将这些学位的领取者们不加鉴别地镶嵌进美国中产阶级为他们预制的壁龛中。24％的美国学士学位是学习“商科”的，而因修“教育学”颁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比任何其他专业的都要多得多。

……

欧洲的大学久负盛誉，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如此。它们被比作象牙塔，其纯洁的墙壁是绝不会为资本世界所玷污的。许多欧洲人为此理念而骄傲，并把它等同于理智的健全。不过现在一切已经变了。

也就是说，美国人把教育改造成纯粹的技能训练的工作，以及在建立各式各样的学院方面的成就（这些学院大部分都是企业化不加鉴别的产物），如今已经推广到了全世界，我们大家当然都见者有份了，“在我们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国家里最好的300所大学和学院中，我们……令世界嫉妒……”这就是塔夫茨大学的教务长索尔-吉特曼最近宣称的话。很显然，没有记录显示当时附近有人评论道：“可怜的世界！”

尽管美国人并不真想要更高级的学问——太困难，太无用、太格格不入了——但它偏偏还装着想要它，因为哪怕有关艰深学问的一点幻想也会大大有利于它的特殊地位。即便大多数美国的大学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中心。而是气派的体育中心和健康游乐场，但是对于装模作样的要求便决定了“大学”这个词必须和一切盗用其名的事物挂上钩，尽管事实上货真价实的东西已变得越来越稀少。过去还有几个州是相当审慎和坚持怀疑精神地授予“大学”和“学院”之名的，如今，你可以恬不知耻地把这些词放在随便什么东西身上，丝毫不顾忌这么做是不是合法。毕竟，你正在糟塌的只是些无知的人。

弗吉尼亚州显然是一个很容易激发这类误导性词汇的地方：想想电视传教士帕特-罗伯森设在弗吉尼亚海滩的“CBN大学”吧，还有杰里-弗维尔在林治堡的“自由大学”。弗维尔的返件作品，如今已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私立“大学”了，堪称借重新命名而取得不劳而获的晋升的典范：迟至1983年，它仍然还坚守一些起码的诚实准则，称自己为“自由浸信会学院”。那时它还尚未把自己提升为冒充与真正的大学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怀疑的思想可以自由嬉戏于一切学科之上而无须顾及任何“可怕的”后果。在中西部还真的有一所“大学”，宣布它只接收那些心甘情愿发誓弃绝跳舞、赌博、抽烟、喝酒、骂人的“基督徒”学生。去学校的教堂祷告是强制性的，其大部分学位是“教育学”（令人吃惊吗？）。

事实上，“大学”一词已经被像那样的学院糟践得惨不忍睹了，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土森城的奥日尔-罗伯兹大学（OralRobertsUniversity）、鲍勃-琼斯大学和布莱翰姆-扬大学。有鉴于此，那些正宗的大学恐怕最好还是马上把名字后头的那个词（university）去掉，只简单地称做那鲁、哈佛、普林斯顿、斯但福等等，如此就该知足了。必须得承认，这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可以找一些其他办法，比如像索邦大学（Sorbonne，从前是巴黎大学）那样的做法，另起一个名字。

低层次的大学拼命假扮高级的是如此恶俗，以致你就别指望会有什么比他们再低劣的东西了。不过，勤奋的恶俗学生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在那些毫无希望的大学与学院下面，还有大量更加糟糕的学校，在那种地方，表象和事实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劣质货。衡量一所正宗大学的一个标准，与衡量一个好餐馆的标准同样适用，那就是它不做广告。然而，真正恶俗的大学所倾力仰仗的，刚好就是广告。有趣的是，尤其是在航空杂志上，登满了为各类大学所做的广告，只要支付现金或以某人的“生活经验”做抵押，就可以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文凭。这些广告公开宣传拥有这些学位等同于商业成功，也就意味着（不劳而获的）晋升就等于管理者的职位。于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港（FortLauderdale）的“诺瓦大学”（NovaUniversity）便成了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衣，雄心勃勃、但专业方面有挫折感的飞机旅行者常常光顾的地方，前来给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博士”的头衔：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而无须中断你的事业。

恶俗之未来是无边无际的，远远地回应着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于1879年就诗歌说过的未来。他当然错了，不过未必比我们更错，只要我们想想是否写一本书或骂骂街便能拖延恶俗的进程。新的无聊女神已经坐在马上，还有她的仆人“贪婪”、“无知”和“公共性”护驾。

一句话，恶俗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任何力量也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哪怕我们应该炸毁师范院校，使航空国有化，恢复C而不是B作为大学平均成绩，在高中重新开设拉丁语课程，停止把儿童称做“小子”（kids）、把警察称做“狗子”（cops），取消校际体育赛事，抑止自吹自擂的民族冲动，提高资本所得税，教导一代人鄙视广告并对占星术嗤之以鼻，建造不会坍塌的桥梁，远离太空，说服有文化的人批评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以有品味和精微的方式说写英语及其他语言，将流浪汉招集成新的国民卫队，制作有智慧的电影，在海军中发展更高的勇气和纪律水准，创办几家成熟老练的全国性报纸，给在恶俗餐馆吃饭的人以勇气说“不”（当餐馆经理问他们晚饭吃得好不好时），摒弃一切自我陶醉式的冷战心态的残余，改善公共标志的措辞和公共雕塑的品味，让那些有艺术才华的人设计我们的邮票和钱币，将公共电视发展成一种与商业没有任何关系的媒体。

因为这一切事情都不大可能发生，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去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行的话，你就只好去独自哭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