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议会有理由进行报复：绝对君权剥夺了它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被三级会议滥用。强制登记、审判会议、流放使法官深得民心，促使他们要求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自由的诚恳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但不敢承认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立法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加快了他们所继承的团体的复苏；这个团体一旦恢复了生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限制在他们的专长——司法——之内。人们几乎总弄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无论驱动他们的是智慧或者热情。路易十六恢复了议会，而议会迫使他召开三级会议；全国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不久又变成国民公会，摧毁了王权和议会，处死了公正之来源的法官和君主。但是，路易十六和议会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知不觉成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工具。
因此，全国三级会议在所有人的头脑里酝酿，只是人们不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大家，问题是填补赤字——这个今天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解决的问题。用如此剧烈的药物来医治一个如此轻微的疾病，证明人们被引向不明确的政治领域。一七八六年是惟一财政状况清楚的一年，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二万四千镑，支出为五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二百镑；赤字为一亿八千零六十一万八千镑；由于节省了四千万镑，赤字减少为一亿四千万镑。在这个预算中，王室支出达到两千七百二十万的庞大数字，君主的债务、购买庄园和王室的挥霍成为沉重的负担。
人们希望按照一六一四年的形式恢复全国三级会议。历史学家总是以这种形式为例，仿佛从一六一四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说过全国三级会议，也从来没有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然而，贵族和僧侣于一六五一年在巴黎聚会，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现在还有一本厚厚的会议文件和讲话汇编。权力巨大的巴黎议会当时非但没有支持前面两个等级的愿望，而且解散了他们的被视为非法的会议；这是事实。
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开了头，我还要指出另一个严重事实，是那些凑热闹写过法国史或者正在写的人所忽视的。人们谈“三个等级”，将它们当做构成全国三级会议的主要成分。可是，一些大法官裁判所常常只指定一个和两个等级的议员。一六一四年，昂布瓦兹大法官裁判所没有指定僧侣议员，也没有指定贵族议员；迪门莱新堡裁判所既没有派遣僧侣议员，也没有派遣第三等级议员。皮伊、拉罗舍尔、勒洛哈盖、加来、上马尔什、夏特罗没有指定僧侣议员；而蒙迪耶和卢瓦没有指定贵族议员。可是，一六一四年的三级会议名为全国三级会议。因此，古代编年史的表达方式比较准确，在讲到我们的全国性大会的时候，按照实际情况，称之为三级会议，或自由民显贵大会，或大贵族和大主教会议，而且赋予这些会议以同等的立法权。在一些省份，第三等级虽然出席，但通常并不争吵，这中间有一个很自然的、但不为人注意的原因。第三等级夺得了司法权，并且把军人从中赶出；除了在几个贵族会议里，它的成员作为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官、文书，在这方面以绝对的方式施行统治。它制定民法和刑法，而且它依靠篡夺的议会权力，甚至行使着政治权力。公民的财富、荣誉和生命有赖于它：一切都要服从它的决定，它执法的剑可以要任何人的脑袋。当它独自享受无边的权力的时候，在那些它曾经以卑躬屈膝的姿势出现的大会上，它何必去争那一点点权力呢?
人民变成僧侣躲在教堂里，用宗教观点统治社会；人民变成征税员、银行家，藏在财界，用金钱统治社会；人民变成法官，藏在法庭里，用法律统治社会。这个伟大的法兰西王国，尽管在它的局部和省一级是贵族的，但在国王的领导之下，从整体上说它是民主的；王国和国王融洽无间，步调几乎总是一致的。这就是它长期存在的原因。法兰西的历史要重新改写，或者毋宁说，法兰西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