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第八讲 维特根斯坦

最重要的

从《逻辑哲学论》来看, 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东西”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逻辑形式;哲学的本质;伦理学,“唯我论”和“生命意义的问题”;对于“世界存在”的特殊神秘的感觉。然而, 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同等重要。逻辑形式不能说只是表明语言的界限。哲学不能说是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并不是理论, 而是行动。哲学只是语言批判, 向人们指出语言的所能与不能。但这些涉及的都只是思想和逻辑, 而没有涉及生命的意义。但恰恰是生命的意义, 才是最重要的。 

“伦理学是探讨什么是有价值的, 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或者我可以说, 伦理学是探讨生命的意义, 或者探讨什么使生命值得活下去, 或者探讨生活的正确方式。” 维特根斯坦是个异常敏感的人, 对于现实世界的苦痛, 他有比常人更深的体认。

现代的“ 黑暗不祥”, 他在《哲学研究》的序中, 已公然将它挑明。作为经验的个人, 我们“不能避开现世的苦难”, 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 它们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可能在一小时之后死去, 或者在两小时之后, 或者一两年之后死去。对此我无从知晓, 我既不能加速我的死亡, 也不能阻止我的死亡: 这就是人生。那么, 我必须怎样生活才能时时生活在幸福、美好之中, 直至我的生命自行终止呢?” 

幸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境界。是经验的主体还是形而上学的主体, 取决于这样一种超越的境界,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 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决在时空之外。”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而在世界之外的东西是不能说的。这不能说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神秘的东西, 任何想对它有所言说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维特根斯坦认为, 要超越语言的界限来谈论伦理学或宗教问题,“是人类内心一种倾向的证明, 我个人对这种倾向不禁深怀敬意, 终身不会嘲笑它。”虽然他自己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他要求的却是对此保持沉默。归根结底, 与另一不能说的东西——哲学一样, 生命的意义及其相关的问题不是理论, 而是实践行动。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 世界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神秘。


语言与世界

如果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那么语言就是命题的总和。“命题不是语词的杂凑。——(正如音乐的旋律不是音调的杂凑一样)。”命题可以化约为基本命题, 它们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如果说基本事实的构成因素是对象的话, 那么基本命题的构成因素是名(name)。这个名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名词或名称, 而是语言的终极构造因素。维特根斯坦也同样未能给出一个名的例子, 他只是说名是绝对简单的符号, 它与对象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就像对象以一定的方式结合成基本事实一样, 名也以一定的方式组成基本命题。


非本质主义转向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本质主义, 即语言与世界共有一种逻辑本质, 这样,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对应同构的关系, 一套语言, 一个世界,“ 给出命题的本质, 意味着给出一切描述的本质, 从而也就是给出世界的本质。”


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为了说明我们的日常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而发明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觉得, 我们日常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应用条件过于复杂, 使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看出它起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设想儿童一开始使用的那种语言, 或原始部落使用的原始语言, 惟其简单, 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开端。“这些语言游戏是使用符号的方式, 这些方式比我们使用我们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的符号的方式要简单。语言游戏是儿童刚开始使用语词的语言形式。研究语言游戏就是研究语言的初始形式或初始语言。……当我们察看这样简单的语言形式时, 笼罩着我们语言的日常使用的精神迷雾就消散了。我们看到种种活动和反应, 它们既清楚又明白。另一方面, 在这些简单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些语言形式同我们较为复杂的语言形式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我们认识到, 通过逐步增加新的形式, 我们可以用初始的形式构造起复杂的形式。”

生活形式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它结合了文化、世界观和语言。生活形式的概念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发明, 它在德国哲学中从哈曼开始就已出现。但是,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 生活形式首先是个社会活动的概念, 它包括固然文化传统和世界观, 但也是一个群体活动的整体, 它是我们语言活动的基础。

人类的语言活动或者说语言游戏主要应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 即使像计算这样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在这方面能达成一致, 不是因为思想或精神方面的原因, 而是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一致, 生活形式一致。 

我们要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式, 我们就要理解一个语言; 要理解一个语言, 就要理解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全部规则都是植根在生活形式中的。“语言关于一种生活方式。”“设想一种语言( 或语言的使用) 就意味着设想一种文化。”“ 属于语言游戏(因而,语言)的是整个的文化。”由此可见, 维特根斯坦后期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文化现象和实践形式来考察的, 这就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于语言问题的视野, 也大大拓宽了语言哲学的路子, 使得语言哲学可以与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结合在一起。而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哲学也由此超出了语言哲学的范围, 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驳斥私人语言

如果语言只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中, 它只能在生活形式中, 作为群体活动的一部分其作用, 它的语法规则是公共的, 那么, 私人语言就是不可能的。所谓私人语言, 就是“这种语言的个体词指的是只有说话者知道的东西, 是指当下的私人感觉。因此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

人的内心活动不像外部事物, 我们无法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可以通过内省来觉察, 别人的内心活动就只有诉诸推测和类比了。如果内心活动都是私人的, 那么表达内心活动及其内容的语言, 当然也可以是私人的。

内心活动只有与其发生的行为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 它们实际上还受到体现在日常语言中的公共性的制约, 离开这种公共性, 它就失去任何表达, 实际上就可能是一个空的甲虫盒。由此, 笛卡尔主义就失去了其基本的前提。无怪德国哲学家阿佩尔要说, 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思想对于一切哲学都是真正革命性的洞见。 


常识世界图式 

《论确定性》直接起因于维特根斯坦读了他剑桥的老师G. E. 摩尔的两篇著名论文《保卫常识》和《外部世界的证明》。在这两篇论文中, 摩尔系统阐述了他的所谓常识哲学的观点。摩尔提出他的常识哲学, 主要是针对黑格尔式的公然主张哲学应该超越常识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这个立场并无异议。只是他认为摩尔对常识的辩护却是不正确的, 摩尔没有看到, 他所讲的那些作为自明之理的常识命题, 不能与一般的命题同日而语。它们的逻辑地位是不同的。 

世界图式本身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既成或给定的东西, 它是不能怀疑, 不能解释, 也不能证明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 那些基本命题或自明的命题构成了思想的河床, 而其他命题就在这河床里流动。维特根斯坦又把世界图式叫做“ 轴”或“ 脚手架”。“它给我们看事物的方法, 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它们的形式。”但它本身却是无根据的,“ 有牢固基础的信念的基础是没有基础的信念。”它不是一套演绎出来的基本原理, 而是先验的世界架构或世界观。 

现代性思想的基本主张, 就是认为有普遍的、超越世界图式的合理性, 并且其实只是以为近代西方的世界图式就是这种普遍的合理性标准, 以此来判断一切不同的世界图式。但维特根斯坦看得很清楚: 人们这样做时, 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语言游戏作为基础来反对别人的语言游戏, 是没有什么普遍的合理性的。 

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图式的学说是他后期反本质主义思想的最终完成, 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成见, 揭示了构成我们行动与思想基础的世界图式的先验性。但这种先验性却不像德国先验哲学家讲的先验性, 它不意味着惟一性。


哲学观 

“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 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

“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 而是命题的澄清。”因此,哲学就是 “语言批判”。

“哲学家便是这样的人: 在他达于健全的理智概念之前, 必须治好在他之内的很多理智上的疾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治疗行动,它的目标就是解除这种精神的束缚, 解开这些难题, 给苍蝇指明捕蝇瓶的出口, 消除折磨人们思维的哲学伪问题。”

“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病因是片面的饮食习惯, 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也看到, 哲学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在于思维方式的改变:“要想解决哲学问题, 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立足点, 改变我们古老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点, 我们就休想解决哲学问题。”但这又不仅仅是个思维方式转换的问题, 更是一个生活方式转换的问题。因为哲学家的疾患实在也是时代的疾患,“属于一个时代的疾患需要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转换来医治。因而哲学问题所造成的疾患只能通过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 而不能通过某个个人所发明的药物来加以医治。”这样看来, 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时代的问题, 哲学的状况也反映了时代的状况。因此, 哲学问题的解决, 是和时代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 要解决哲学问题, 必须解决时代的问题,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给我们的最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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