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气体

《魔山》托马斯·曼

这个故事发生在好久以前，也可以说已完全是历史的陈迹，因此叙述时无疑须用事隔多年的过去时态。这对故事来说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必然在过去发生，我们可以说，它离现在愈远，故事的趣味性愈强，对写故事的人——他对过去的事往往像术士那样，能洋洋洒洒地信手拈来——也就愈有利。对这个故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它像当今许多主题一样，涉及的也是各色各样的人群，而对笔者并无丝毫牵连。它时间上比讲故事的年代早得多，它的年份不能用日子计算，它所贯穿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无法用太阳的出没来衡量。一句话，故事离现在究竟有多远，同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恐怕是作者想玩弄一下故事情节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花招吧。

空间的作用同时间一样，每时每刻会在他内心引起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显著强烈。它像时间一样，也会叫人忘却一切，但只有当我们的肉体摆脱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回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原始境界中时，才有可能这样。不错，它甚至会使书呆子和乡愚一下子变成流氓之类。有人说，时间像一条忘旧河，但到远方换换空气也好像在忘旧河里喝一口水；尽管它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厉害，但发作起来却更快。

死，一方面固然是神圣的、富于灵性的和哀伤动人的，也就是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它纯粹是肉体的，物质的，根本不能称它是动人的、富于灵性的或神圣的，甚至也称不上是哀伤的。庄严而富于灵性的一面，从遗体豪华的殡葬仪式中，从如锦的繁花中以及扇子般的棕榈叶中体现出来；大家都知道，这象征着天国的安宁。此外，祖父冷冰冰的手指中捏着一个十字架，灵柩顶端放有托瓦森托瓦森(BertelThorwaldsen，1768—1844)，丹麦雕刻家。作品以纪念像为主，也有取材于神话的。的耶稣基督胸像，两侧摆着高高突起的烛台——这些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也都散发出一种宗教气息。所有这些安排，都显然而确切无误地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祖父现在已永远回复他的原来真面目。此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意义和减轻痛苦的目的，这点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这么多的晚香玉，无非都说明死既不美丽动人，也根本不用伤心，而是一种几乎是不体面的、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应当掩饰，应当遗忘，而不该常常记在心里。

人们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份生活，而是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时代和同时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可能认为他生活中那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基础已牢固地奠定，同时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们一点儿不抱攻击、批判的态度，像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但有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人们同样也觉察到时代的弊病，从而多少有损于自己道德上的完美性。个人各式各样的目的、目标、希望、前景都在眼前浮现，他从这里面汲取奋发向上、积极工作的动力。如果不属于他个人的、亦即他周围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本身)外表上看来哪怕多么活跃而富有生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空虚，没有什么希望和前景；如果他私下承认它既无希望，又无前途及办法，同时对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人们费尽心机在最终的、超乎个人之上的绝对意义上提出的)报以哑然的沉默，那么对一个较为正直的人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趋于消极而无所作为，开始时只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和道德上，后来就一直扩展到他的生理和机体部分。在一个不能满意地回答“人生目的何在”的时代里，凡才能卓越、成就出众的人，不是道德上异常高超——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失为英雄本色——，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

不论是谁，工作都该是他无条件地最最值得尊重的东西，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更值得重视了。它是人们立身的准则，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成败。这在时间上也有绝对性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汉斯对工作的尊重是虔诚的，而且就他个人所知，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热爱它；尽管他非常尊重它，但却不能爱它，理由很简单：工作对他不合适。紧张的工作使他绞尽脑汁，一会儿他就精疲力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宁可空些，而不愿让工作像铅块似的重担压在头上；他宁可让时间空着，不愿咬紧牙关去克服横在前面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他对工作的这种矛盾态度，严格地说应当予以调和。要是他在灵魂深处能不自觉地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无价之宝，是能够获得报酬的一种准则，并可从中找到慰藉，那么他的身体和精神——首先是精神，精神之外还有身体——在致力于工作时是否可能更加愉快，更能坚持不懈?

“您说得很动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刚才讲的话全都值得领教。我看，别人说起来不会……不会像您那样头头是道。”“倒退，”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说时挥动雨伞，让它从一位路人的脑袋上掠过，“精神上倒退到那个黑暗而苦难的时代，工程师，请相信我，这就是一种疾病，一种人们研究得腻烦了的疾病。科学赋予它许多名称：美学和心理学给它定了一个，政治又给它定了另一个。这些都是学术名词，不切实际，还是不谈为妙。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息息相关，从一件事中引申出另一件来，人们是不会向魔鬼伸出小指头的，唯恐魔鬼攫住整只手掌以及整个身躯……而另一方面，健全的原理却总能产生健全的结果，不管您的出发点如何。因此您得记住，疾病远远不是一种高雅的、过分值得尊敬的事，也并非令人遗憾地和愚蠢结成不解之缘，它无非意味着一种屈辱；不错，这是人类痛苦而难堪的一种屈辱，这在个别场合下还可同情，不过对它表示崇敬，那就大错特错了！您应当记住这个！这就是误入歧途，也就是精神错乱的开始。您刚才提起的那个女人——我记不起她的大名来，哦，谢谢，原来是斯特尔夫人——是个可笑的女人；依我看来，难道她不是像您说的那样，把人们的心情陷入困境了吗?她又病又笨，简直是可怜虫。事情很简单，总之，人们对这号人只能表示同情，或者耸耸肩膀而已。先生，当自然界如此残酷无情，以致破坏了人体的和谐，或者一开始就使人们无能为力，使高贵、热情的心灵无法适应生活，那时困境、也就是悲剧开始了。工程师，您可认识莱奥帕尔迪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及学者，自幼孱弱多病，一生遭遇坎坷，备尝艰辛。《致意大利》、《致席尔维娅》等诗都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在意大利文学上颇有地位。?或者您呢，少尉?这是我国一位不幸的诗人，他是一个弓着背而病弱的人，生来就具有崇高的灵魂，但因身体多灾多难，经常受人羞辱和嘲弄，他的苦处真叫人心痛欲裂。你们倒听听这个！”

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文背诵些什么，让一个个漂亮的音节滔滔汩汩地从他的舌尖流泻出来，背时摇头晃脑，有时还闭着眼睛，哪怕他的伙伴们一个字也不懂，他也满不在乎。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自我欣赏记忆力和发音，同时也想在倾听他的伙友前卖弄一番。最后他说：

“不过你们不懂得这个。你们虽然在听，却无法理解其中悲痛的含义。先生们，残废的莱奥帕尔迪主要缺乏的，是女人的爱，也许正因为这点，使他更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你们能完全体察到这样的心情吗?荣誉和德行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自然界对他似乎怀有恶意——它确实怀有恶意，简直又恶又蠢，这点我倒同意他——他悲观失望，说来也叫人怪难受的；他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绝望了！工程师，悲剧也就在这里。您的所谓‘人们心情的困境’我看就是这个，而那边的女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她的大名，恕我不再劳神了……看上帝面上，请别跟我谈什么生了病后‘精神境界能够提高’！别谈这个吧!没有身体的灵魂，同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没有人性，一样可怕，不过前一种情况是罕见的例外，后一种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说，身体能发育滋长，繁荣昌盛，把一切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东西吸引过来，而且能摆脱灵魂，令人厌恶地存在着。凡是以病人身份活着的人，都不过是一个躯体而已，这既违反人情，又令人屈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如果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里的生活已像人们说的那样习惯了，那也许太过分，不过他对这里的日常生活终究已能很好地适应。

这毕竟是人们使自己习惯于陌生环境的一种奇特的方式。

不过要适应它、习惯它却是很费力的；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他本人的需要，但同时也怀有一种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一当完成这项使命或在完成后不久，就重新抛弃了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人们把这类事当作生活情趣中的一种插曲，目的无非是为了“消遣”，也就是说使机体尝到些新鲜味儿，换换花样——日常生活是那么单调而枯燥无味，久而久之就使人有娇纵而萎靡不振之虞。但固定刻板地做同一件事时间太长，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呢?其中原因，倒不在于生活的种种要求使他体力上和精神上劳瘁不堪(因为这样的话，休息一番就能恢复)，而是心理上的某种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往往因它的千篇一律而容易淡薄，同时它和生活感受又息息相关，一个削弱后，另一个也接着受到损害。关于寂寞无聊的性质，人们有许多错误的概念。一般认为，时间内容中的趣味和新奇之处，就是让它“流逝”，也就是说，使时光短促，而单调和空虚则会抑制时间的进程。这种说法不尽适当。空虚和单调无聊固然会使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延长，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但它们也能将巨大和极大的时间单位缩小或使它飞逝，甚至化为乌有。反之，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时间内容，能使一小时，甚至一天的光阴缩短或轻松地逝去。可是在量度方面，它却赋予时间进程以宽度、重量和坚实性，因而多事之秋与那些平淡无奇、风平浪静的年代相比，前者的流逝进程慢得多。

因此，我们所说的寂寞无聊，其实只是一种由单调引起的，时间上一种反常的缩短感觉。生活老是千篇一律，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做一团，令人不寒而栗。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各天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也就不分彼此。每天生活一个样儿，会使寿命极长的人感到日子短促，似乎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所谓习惯于生活，其实就是对时间有一种木然甚至麻痹的感觉；年青时的日子过得慢，而晚年的岁月却消逝得愈来愈快，也必然是这种“习惯于生活”造成的。

我们知道，生活中引入一些插曲或变换一番新花样，乃是维持我们生命力，使我们对时间保持清新感以及使我们对时间不会感到漫长，厌烦或枯燥无味的唯一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感受。调环境，换空气，上温泉浴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调换环境和生活中加入某些插曲就有消除疲劳的作用。住到一个新的地方，头几天有一种清新之感，也就是说使人精神百倍——它能保持六天到八天左右。接着，随着你“习惯于”这个地方，似乎渐渐觉察日子紧缩起来。谁依恋着生命——或者说得确切些，谁对生命依依不舍，谁就会恐惧地觉察到，日子的步子跨得越来越轻盈，无声无息地开始溜走，而最后的几星期，比如说四星期左右，简直飞逝得令人害怕。当然，生活的插曲终了时，对时间的清新感也就随之消逝；而在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以后，它又重新显现。外出后再回到老家时，开头几天又过得新鲜而生气勃勃，不过只是短短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适应起来比那些例外情况为快。如果说时间的感受由于年迈而减弱，或者这种感受一向不很强烈(这是生命力本来就衰弱的征兆)，那么他很快就会昏沉沉地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过了二十四小时，就感到从来没有外出过似的，几天前的旅行宛如晚间做了一场梦。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了有关爱情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形态，谈到了爱情现象中各种惊人的、痛苦的和神秘莫测的变化以及它巨大的威力。他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并不是简单的事，就其性质来说由许多成分组成，虽然整个说来是正当的，但各个组成部分却荒谬绝伦。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说，既然我们不愿因为各个组成部分荒谬绝伦，就得出整体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我们就一定会要求整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正当合法的，对各个荒谬的成分来说也是如此。这是逻辑的必然，大夫希望听讲的人都牢牢记住这点。有某些心理上的对付办法和纠正方法，某些正当合理的本能——他几乎要说这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的，在它协调的和有限的影响下，能将上述荒谬成分融成一个正常而有用的整体，这终究是一种经常性的、受人欢迎的过程，但结果如何(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轻蔑地加上一句)，医师和思想家是不相干的。反之在另一些场合下，这种过程无法获得，它也不能或不应获得；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谁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更为高尚，而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更难能可贵?在这种场合下，有两种力量是适合的：一种是对情欲的渴望，另一种是恰恰相左的一些冲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羞耻心和憎恨，从普通的布尔乔亚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激情。它们在灵魂深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犯错误的本能不致找到庇护之所，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这样就能使爱情生活和谐而合乎礼仪。贞洁与情欲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他演讲的重点不外乎这个主题——结果又如何呢?显然，最后是贞洁胜利了。恐惧、礼仪、淡漠、努力追求身心纯洁——这一切都压制着情欲，使它无法抬头，也不准朦胧的欲念在各种形式下尽情唤起和发泄出来；要唤起或发泄的话，至多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贞洁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和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因为情欲是缚不住的，用强制性的方法也不能奏效。硬压下去的欲火是扑灭不了的，它还在燃烧，而且依旧保存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努力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它会冲破贞洁的屏障，而且以其他形式(哪怕它改头换面，以致无法辨认)重新出现。可是这种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用怎样的形式和面具重新出现的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向大伙儿扫视一下，似乎一本正经地想等待听众的回答。唔，这个只好让他自己来讲，既然他已经讲得这么多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而看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那双眼睛欲火焰焰，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黑黑的胡子，再加上僧侣穿的那种凉鞋和灰色的羊毛袜，看去简直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贞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的化身。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这么想的。这时他像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大夫的回答——这种被禁止的情欲究竟用什么形态重新出现。娘儿们屏住了呼吸。检察官帕拉范特又急急抖动起他的耳朵来，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于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了出来：它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

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