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气体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进了坟墓。然而，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恐怖统治也许是对道德最无危险的时期，因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没有受到强制：罪恶都是在真诚之中犯下的。血腥之中举行狂欢活动，一幕幕丑剧由于太骇人听闻，也就不再发生；可说的也就是这些，民间妇女来到杀人机器旁边，就像来到自家炉灶边干活：斩刑成了社会习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础。再也没有比各人的处境更明白的东西：人们不谈“专长”，不谈“实利”，更不谈“利益体制”。那些卑琐小人心术不正的人的胡言乱语，那时根本没听过。人家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王派，贵族，富人：去死吧。”于是他就死了。革命法庭陪审团负责人昂托纳尔写道：“对那些囚徒，我们想不出任何罪名，可还是把他们作为贵族判了刑。真是残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碍道德范畴继续存在；因为这并不是把无辜者作为失去社会的无辜者，而是把他作为罪犯处死。

“因此，这些可怕的时期又是十分尽心效力的时期。那时女人们英勇地走去受刑，父亲为了儿子，挺身而出，儿子为救父亲，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狱里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来援救。被追缉的教士就在刽子手旁边安慰受难者，刽子手只装作不认识他。 　　“督政府时期的道德应该反对的不仅是学说主义的堕落，更是风习的堕落；世风日下。人们被抛进销魂园里寻欢作乐，一如从前被扔进监狱。人们惟恐过去的惨事卷土重来，都迫不及待地行乐，甚至预支未来的快乐。大家都来不及给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园，在公共场所生活。大家跟断头台很亲近，再说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人世，也就觉得不必回家了。只要有艺术、舞会和时髦东西就行了。送命就和人们更换首饰服装一样随便。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诱惑又开始了，不过这种诱惑随身带来了解药：波拿巴用光荣的魔力来迷惑人。再说大凡伟大之物自身必定带有法律原则。因此波拿巴认为让人教授各个民族的主义学说，各个时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这样回答：‘把’“义务”作为社会基础，就是把社会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为社会基础，则是把社会建立在现实之上。’我是不会惊讶的。其实事情恰好相反，‘义务’是现实，而‘利益’是空想。‘义务’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由家庭进入社会，分成两支，一支在政治领域，规定了君臣关系，一支在道德范畴，建立了效力与保护，行善与感激的链条。

“因此义务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在，因为它赋予人类社会惟一可以延续的生存方式。

“相反，从严格的物质的意义上说，当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们获取时，它就只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早上是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性质，因为它是以运气为基础因而具有运气的流动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个公民都能够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和平、祖国这些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使为它们战斗，也是因为人们给这些概念附加上‘牺牲’的概念，这样，人们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义务道德：因为在义务道德之外，确实找不到社会的存在方式! 

“谁尽了义务谁就赢得尊重，谁屈服于利益谁就不大受尊重。从鄙视的源泉汲取一条政府的原则，这是世纪办的好事。如果培养政治家们只去考虑与他们相关的事，你们将看到他们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你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臣僚，与管理后期罗马帝国的那些残疾奴隶相似。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卖过便把帝国的一切都拿来出卖。

“请注意这点：利益只是在昌盛之时才有力量；碰上艰难时世，利益就衰弱了。而义务则相反，只是在尽它要付出代价时才那样富有活力。到了丰年顺年，它反倒松缓下来。我喜欢一条原理：政府是在灾难中强大起来的。这与美德十分相似。

“还有什么比朝民众叫喊：‘不要忠诚!不要热情!只想着你们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谬的事?!这就像是对他们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利益，那就别来救我们，抛弃我们算了。’如果执行这种糊涂政策，到了需要尽忠的时刻，各人都会关上大门，站在窗口，观看君主制度下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