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伟人为数太少，不幸只能在彼此间互相仿效。”
《墓畔回忆录》里写拿破仑的一些部分，太长了单独发（手动捂脸.jpg）
青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她从花团锦簇的生命之初出发，像雅典的舰队一样浩浩荡荡，去征服西西里和埃那城风光优美的郊野。海神的教士大声作了祈祷，并用金杯盛酒作了浇祭。人群站在海边，把自己的祈祷与船上驾驶员的祈祷汇合在一起。当帆篷在黎明的阳光和微风下徐徐展开时，人们唱起了战歌。亚西比德穿一身红装，像爱神一样俊美，在三层桨战船上引人注目，他为自己在奥林匹亚赛车场投进的七辆马车而骄傲。不过阿尔客诺俄斯统治的岛刚刚驶过，幻觉就消失了：亚西比德遭受放逐，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老去，并将身中利箭，在提曼德拉怀中死去。他实现最初希望的同伴，絮拉库斯城的奴隶，只得到欧里彼得斯的几句诗来减轻他们锁链的重量。
你们看着我的青春离开了海岸，它没有叔公佩里克莱斯收养的遗孤，在阿斯帕齐娅膝头上长大的孩子那份俊美，但天主知道，它有清早的时辰，还有欲望和梦想!那些梦想我跟你们作过描绘：如今，在四处流亡之后回到陆地，我可以给你们讲述的，只有像我的年纪一样伤感的真理。我之所以有时还拨响里拉的和弦，因为那是诗人最后的和谐之音，他力图给自己治愈时间之箭的创伤，或者想让自己摆脱岁月的羁绊。
皇帝一生中有一个前台；伟大的拿破仑之前有一个陌生的波拿巴。波拿巴的思想先于他本人存在于世：它暗中搅得人世动荡不安。在一七八九年波拿巴崭露头角的时候，人们生出某种可怕的感觉，某种不安，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当地球面临灾难的时刻，人们才被姗姗来迟的震动提醒。人们生出恐惧，夜晚起来倾听地下的声音，两眼始终盯着天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上会落下什么灾祸。
这些自豪的自由卫士多活了一些日子，他们后来在暴君的警察局唱完了独立自主的颂歌。今日那段时光只是一座打断的台阶，革命曾在那上面踏过：那么多人意气风发地说话，行动，热衷于一些今日已无人再关心的事情!今天活着的人采摘被遗忘的人的果实，那些人正是为了今天的人献出了生命。
拿破仑说：“欧洲是一个鼹鼠丘；巨大的帝国，伟大的革命从来只存在于东方；我已经不再有光荣?了：因为这个小小的欧洲再也拿不出足够的光荣。”拿破仑像一个孩子，为自己当选为研究院院土而欢欣不已。他只要求给他六年时间，好让他去拿下印度并且凯旋。“我们才二十九岁，”他想到自己时提醒人们注意，“这并不老：我从印度回来时三十五岁。”
他被任命为所谓的英国方面军司令。所辖的部队分散在布雷斯特到安特卫普一线。波拿巴巡视部队，访问地方当局和科研机构，在此期间却调集部队，组建埃及军团。这时我们驻维也纳大使贝纳多特将军在公馆门口放置的三色旗和红帽子，突然被人使了些手脚，督政府便打算让拿破仑留下，以对付可能爆发的新战争。好在奥国外交官柯本茨尔先生预先阻止了两国关系的断裂，于是波拿巴又接到命令出发了。意大利成了共和国，荷兰也变成了共和国。法国此时的疆域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和平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毫无用武之地的士兵。督政府深谋远虑，心怀恐惧，急于把胜利者打发去远方。在埃及的冒险远征既改变了拿破仑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天才，给已经过于光辉灿烂的他，又镀上一层照射着云火柱的阳光。
出于一种天生的弱点，波拿巴常常喜欢他的短处甚于他的长处。他对于可以一下打赢的战斗不感兴趣。砸碎世界的手却喜欢玩骗术。当他运用自己的能力时，完全有把握为自己的损失获得赔偿；他的天才弥补了性格的缺陷。他为什么一开始不以中世纪骑土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呢?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看来，他这种双重身份，其实只是伪基督徒，和伪伊斯兰教徒。如果光是欣赏那些不真诚的方法，却看不出它们的卑鄙之处，就免不了可悲地上当。当巨人落到使用伪善伎俩的地步时，那就真该哭泣了。那些异教徒向脚镣手铐的圣路易提出，要给他戴上埃及的王冠。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说，因为他始终是人们见过的最高尚的基督徒。
人从幻想的高处跌落下来，自然把处境看得过分糟糕，这样便出现了这种一致的抱怨：法国人时时憧憬着东方，天主教反对异教的骑士团给他们开辟了道路。他们虽然不再有诚意去为圣墓解围，却有十字军骑士的勇敢，以及戈德弗鲁瓦周围那些编年史家和吟游诗人编造出来的对王国和美人的信仰。在意大利获胜的士兵看到的是一个待夺取的富庶国家，一些待拦路抢劫的沙漠商队，待截获的马匹、武器和后宫佳丽。那些传奇小说作者已经瞥见了安条克公主，而那些学者则在诗人的热情之中加进了他们的梦想。一开始，没有一部描写埃及的作品不被当作知识丰富的现实，直到《昂泰诺尔游记》出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他们将要深入神秘的埃及，下到地下墓穴，搜索金字塔，发掘被人遗忘的手稿，辨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唤醒黛尔莫西里斯。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做，研究院的学者一头扑在金字塔上作研究，士兵们只遇见一些赤身裸体的农民，一些泥棚茅屋，他们面对的就是鼠疫、贝都因人和马木路克骑兵，这才发现大大失算了。只不过他们吃的冤枉苦使他们看不到最终的结果：法国人在埃及穆罕默德国王培育的文明上播下了幼苗。波拿巴的光荣增大了；一线光亮照进了伊斯兰教的黑暗世界，野蛮被轰开了一道缺口。
假如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对新生事物的喜爱不比我们民族的公正性更加有罪，那么有一件事就会给我们的品格抹黑。法国人只顾为远征埃及而欢欣，却没注意这场远征违背了正义，违反了政治权利。埃及本来太太平平，又是法国最老的同盟者，我们却连战也不宣，就向它进攻，掠夺它最肥沃富庶的尼罗河省，就像阿尔及利亚人在一次偷袭中占领了马赛和普罗旺斯一样。当土耳其宫廷拿起武器合法自卫时，我们为那套臭名昭著的诡计而得意，竟问土耳其宫廷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生气。我们声称拿起武器只是为了在他们国家维持秩序，只是为了镇压劫持帕夏的马木路克匪帮。波拿巴通知大首相：“阁下难道不觉得，杀死一个法国士兵，对土耳其宫廷的支持不就少了一分?至于我，将把帮助结束一场既不策略又无目的的战争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波拿巴想走开，因为当时的战争既不策略又无目的!此外，古老的君主国和共和国一样有错：外交档案馆保存了多份在埃及建立法国殖民地的计划。莱布尼茨本人曾劝路易十四在埃及建立殖民地。英国人只尊重实惠的政治，即追求利益的政治。他们觉得忠于条约和道义上认真是幼稚行为。
当年拿破仑走的正是我后来跟循的路线：他逆风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二十一天以后，他绕过了突尼斯北部的邦角，抵达撒丁海岸，但是不能在阿雅克肖上岸，只能隔海眺望出生地，从菲舍红衣主教那里要了点钱，就再次上船出发。他发现了一支英国舰队，但它并未追赶。十月八日，他到了弗雷瑞斯锚地，就离他最后一次可怕地展现自己力量的胡安海湾不远。他弃船上岸，动身到了里昂，然后取道波旁大路，于十月十六日进了巴黎。巴黎的政要们，如巴拉斯、西哀士、贝纳多特、莫罗等似乎都准备反对他。然而好像发生了奇迹，这些反对者一下又为他效起力来。阴谋正在酝酿着，政府迁到了圣克卢。波拿巴想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可是心慌意乱，结结巴巴说了些军中兄弟、火山、胜利、专制君主等话。人家把他当作克伦威尔、暴君、伪君子对待。他想指责人家，结果却遭到了人家的指责。他说他一直得到战神和命运之神的佑护。他高喊了一句：“爱我者跟我走!”就退下讲坛。有人提出要控告他。吕西安是五百人院的主席，这时走下主席座，为的是不许拿破仑置身法外。他抽出宝剑，发誓说，如果拿破仑企图损害自由，那他就要刺穿他的胸膛。有人谈起枪毙开小差的士兵、违反卫生法规的人、鼠疫患者的事情，于是大家又夸奖他。米拉逼得那些代表从窗户里跳出去。雾月十八日结束了。三个执政官的政府诞生了。自由死亡了。
这时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化：上世纪的人走下了历史舞台，新世纪的人登台亮相了。华盛顿在作出种种奇事之后，终于让位于波拿巴，让他开始自己的神奇之举。十一月九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逝世，为一七九九年划上了句号。而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则为一八〇〇年打开了大门：一个伟大命运开始，另一个伟大命运结束。
作为母亲，妇女们普遍憎恨波拿巴，作为妻子，她们也不大喜欢他，因为她们得不到他的爱。他毫无温情，总是侮辱她们，追她们也只是满足一时之需。他垮台之后，确实让人生出了某些想象的激情：但是在那时候，对一个女人的心来说，飞黄腾达的诗意没有身遭不幸的诗意那么诱人。有一些鲜花是开在废墟上的。
波拿巴以圣路易的骑士团为榜样，组建了荣誉团：古老的君主制度通过这个机构射入一线光亮，并且给新的平等设置了一道障碍。蒂雷纳元帅的尸骨移葬巴黎残老军人院使人对拿破仑油然生出敬意。勃丹船长的远航把他的名声带到了全世界。凡是可能损害第一执政的企图都失败了。他挫败了葡月十八日一些犯人的阴谋，逃脱了雪月三日炸弹的暗杀。英国首相皮特下台了。沙皇保罗一世逝世了，亚历山大接他的位；此时威灵顿尚未出头。不过印度开始蠢蠢欲动，要夺走我们征服尼罗河的战果；埃及受到了从红海方面发动的攻击，而假好汉帕夏也从地中海方面发起进攻。拿破仑震撼了各个帝国：整个大地都感到他的威力。
对波拿巴来说，不幸的是，他在北方打到俄罗斯边界的同时，南方的帏幕拉开了，人们看到了别的地区，别的风景：安达卢西亚的阳光，瓜达基维尔的棕榈林。我们的掷弹兵全副武装，向那些地区致意。在竞技场我们看见一些公牛在拼斗，在山区我们看见一些光着膀子的游击队在伏击，在修道院我们看见一些僧侣在祈祷。
从入侵西班牙开始，战争的实质改变了。拿破仑发现自己在与英国，他的克星打交道。英国教他如何打仗：英国在阿布基消灭了拿破仑的舰队，在圣让—达克尔拦阻了他的进攻，在特拉法尔加夺走了他最后的战船，迫使他从伊比利亚半岛撤走，然后又占领了直到加隆河的法国南部，并在滑铁卢等他决战：今天英国还看守着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坟墓，占据着他的出生地科西嘉岛。
一八〇五年五月五日，巴约讷条约以查理四世的名义，把这个君主的一切权利出让给拿破仑：劫持西班牙只是使波拿巴成了一个马基雅弗里式的意大利君王，除了巨大赃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处。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削弱了他对付俄国人的兵力。此时他表面上还是俄国人的朋友与同盟者，其实内心隐藏着对他们的仇恨。拿破仑在公告书中对西班牙人说：“你们的民族正在死去；我看出了你们的病症，我将对症下药。我希望你们子子孙孙都会记着我，会说：‘他是使我国再生的人。’”是啊，他是使西班牙再生的人，只是他说出的话，他自己都不大明白。当时西班牙人编的一本教理问答，解释了先知这番话的真正意思：
“孩子，告诉我，你是谁?”——“得到天主恩泽的西班牙人。”——“我们幸福的敌人是谁?”——“法国皇帝。”——“他是什么人?”——“一个坏人。”——“他有几种本性?”——“两种。一种是人的本性。一种是魔鬼的本性。”——“是什么使拿破仑迷失正途的?”——“罪孽。”——“如果西班牙人没有尽职守责，该受什么刑罚?”——“该处死，得到奸贼叛徒的臭名。”——“法国人是些什么人?”——“从前是基督徒，如今成了异端分子。”
波拿巴倒台后用毫不含糊的措辞责备自己在西班牙的行为。他说：“这件事我从头至尾做坏了。‘不道德大概表现得过于明显，不正义到了聒不知耻的地步。’而且这一切依然十分卑鄙，既然我没有顶住诱惑；因为现在人们提到那次‘谋杀’，只是提它可耻的赤裸的行为，而把我做善事的意图和一切崇高的考虑都闭口不提。不过，那件事如果干成了，后世会因为它伟大而幸运的结果而赞美它，也许还会带着理性。可惜这个计划把我断送了。它断送了我在欧洲的口碑，给英国士兵提供了教训。这场倒霉的西班牙战争是真正的灾祸，是法国遭殃的首要原因。”
借用拿破仑的话，这段坦白是“太不知耻了”；不过我们不要上当：波拿巴的目的是，借着谴责自己的机会，把一桩谋害密使的罪行驱人充满不幸的荒漠，以便毫无保留地呼吁人们对他的其他行为表示赞美。
法国士兵再怎么勇敢也是枉然：座座森林拿起了武装，丛丛灌木都成了敌人。施加报复并不能阻止居民的敌对行为，因为在这个国家报复是家常便饭。贝伦战事、吉罗纳和罗德里戈城保卫战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为拿破仑镇守海岛的西班牙将军拉罗马纳把他的几个团从巴尔蒂克凹地带回西班牙，就好像古时法兰克人逃出黑海，在莱茵河口胜利登岸一样。作为战胜过欧洲各国精锐部队的雄师，我们却让僧侣流血。那种亵渎宗教的疯狂，来自伏尔泰的荒唐和恐怖时期不信神的癫狂。然而却是这些修道院的自卫队使我们老兵的胜利到此打住。这些老兵没有料到会遇到这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像一条条火龙，骑在萨拉戈萨那些高楼大厦着火的梁柱上，伴随着曼陀林的琴声，包列罗舞的歌声、超度死人的安魂曲乐声，在火焰中给他们的喇叭口火枪装填弹药：萨贡托城废墟在为他们鼓掌喝彩。
如果入侵西班牙这个极不正义的行动在政治上激起人们反对拿破仑，那么占领罗马这个忘恩负义的行动则在精神上使他成了众矢之的。他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就像闹着玩似的，一下子把民众与教会，人与天主都失掉了。他的人生之途两边都是自己挖的悬崖绝壁，他就在中间一条狭路上行走，去欧洲腹地寻找他的毁灭，就像走在死神借助祸害的力量，在一片混乱之中架起的奈何桥上。
大家不要问波拿巴有什么权利骂贝纳多特是“贱种”，因为他忘了自己的出身并不更高贵，来历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行伍出身，在大革命中发迹。这种侮辱人的话并不表明他有世袭的高贵地位，也不表明他有高尚的灵魂。贝纳多特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不欠波拿巴的情。
皇帝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家世悠久的君主，把天下的一切都归于自己名下，谈论的话题全是自己，以为说一声满意或不满意，对别人就是奖赏或是惩罚。甚至王冠之下过去的许多世纪，圣德尼那一长溜王陵，都不会为这种狂妄自大作出辩护。
命运把两位法国将军从美国和北欧领到同一个战场，打一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起初他们聚集在这个人麾下，后来却被他分开。无论士兵还是国王，当时谁都不认为，推翻压制自由的独裁者会是罪行。贝纳多特胜利了，莫罗却喋血沙场。英年早逝的人都是强壮的旅客。他们快速走过的路程，体弱一些的人要慢慢才能走完。
波拿巴要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就以为自己失去尊严了。他的士兵抱怨只是在战斗时刻才见到他，而他亲临战场督阵，却是让他们去死，而不是去生。对这些抱怨他充耳不闻。俄罗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的消息让他震惊，却没让他停步。他加速奔向斯摩棱斯克。俄罗斯人宣称：“他(指拿破仑)来了，嘴上高唱正直无欺，心里却装满了背信弃义。他用他那些奴隶军团来给我们套上锁链。让我们心中装着十字架，手持利剑，拔掉这头狮子的牙齿。这个暴君既然把人间搅得天翻地覆，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
一些毫无保留的崇拜者把拿破仑的麻木归因于太痛苦太复杂。他们肯定地说他当时被痛苦压倒了。他们断言拿破仑不时被迫下马，而且常常一动不动，把额头贴在大炮筒上。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一时的不适可能在这时使他活力衰退，意气消沉。但如果人们注意到他在萨克森战役，尤其在著名的法兰西战役中又恢复了这种活力，那么他在博罗季诺的无所事事就应该另找原因。怎么!你在战报中承认“容易调兵运动，迫使敌人撤出良好的阵地，不过那样一来，决战将要推迟”，你有足够的主意让我们那么多士兵去送死，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命令你的近卫军至少去支援他们?这件事，除了人的本性，再没有别的解释：厄运来了，最初的打击使他失去活力。拿破仑的伟大并不在于经受逆境；只有在顺境他才能发挥全部才能：他命中不能对付厄运。
克里姆林宫里藏有一对宝座，是给两兄弟坐的：拿破仑没有坐他那一个。在宫内大厅里，还可以看到被一发炮火炸断的担架。当年查理十二受了伤，就是让人用这副担架把他抬去指挥波尔塔瓦战斗的。在高尚天性这方面，波拿巴永远是败者，他在参观历代沙皇陵墓时，曾想到每逢节日，人们总是给沙皇的棺木罩上华丽的棺罩吗?曾想到俄国臣民要祈求恩典，会把请求书放在一座陵墓上，惟有在位沙皇有权把它取走吗?
不幸者的请求书，由亡灵转交给当权者，这种做法是不合拿破仑的胃口的。他操心的是别的事儿。他像当年离开埃及时—样，打算把巴黎的戏班子调到莫斯科来演出，并保证一个意大利歌唱家会赶来。这样做半是想迷惑敌人，半是出于本性。他把克里姆林宫的大小教堂洗劫一空；那些神圣的装饰品和圣人的画像，还有从伊斯兰教徒那里抢来的新月纹章和马尾堆满了他的辎重马车队。他抢走了伊凡大帝塔的巨大十字架，打算把它立在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圆顶上。这个十字架和梵蒂冈那些杰作相似，拿破仑用那些杰作装饰了卢浮宫。当人们拆卸这个十字架时，一些小嘴乌鸦哇哇叫着，在十字架周围飞来飞去。“这些鸟儿想叫我干什么?”波拿巴问道。
俄罗斯独自抵抗由拿破仑率领的欧洲；成了孤家寡人，由拿破仑卫护的法国，也成了反戈一击的欧洲攻击的对象。不过必须指出，俄罗斯得到了气候的保护，而且欧洲是在满不情愿地主子指挥下行动的。而法国的情况则相反，既得不到气候的保护，也没有靠大量牺牲人口来防卫，它靠的只是自己的勇敢和对光荣的回忆。
波拿巴对士兵的凄惨无动于衷，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当他安营扎寨住下来后，谈论的通常是一些大臣。他说那些大臣卖身投靠了英国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不肯承认这场战争就是他自己一人挑起的。德?维桑斯公爵执意要用高尚的行为来弥补一场不幸，在军营一片阿谀声中大发脾气，叫道：“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难道我们带到俄罗斯的就是这种文明!”听到波拿巴那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谈，他做了个气愤和怀疑的手势，退了出去。波拿巴平时受了半点冲撞都要发怒，却忍受着科兰古(即德`维桑斯公爵)的粗鲁。从前他曾托科兰古给艾登海姆捎过一封信，现在就只当做是对那件事的补偿。每当人犯下一桩应该指控的罪过时，老天作为惩罚，总是安排了见证人。过去那些暴君除掉见证人，可是枉费心机；那些见证人下到地狱后，附上复仇女神的躯体，又回到人间。
……
如果遗忘之河不曾这么迅速地流过我们的尸骨，这一连串在同一地点发生的战事，这一层压一层的死尸，这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本会使一些不幸的战场变得双倍地不朽。可是今天谁还想得起留在俄罗斯的那些农民?那些乡下人会不会为参加过莫斯科城下大战而自豪?也许只有我在秋天的黄昏，看着北方的鸟儿在高空飞过，想起它们曾见过我们同胞在那边的坟墓。一些工业公司搬迁到了荒原，建起了窑炉，烧起了锅炉。尸骨已经变成了骨炭：不管是用狗骨还是入骨做的，釉瓷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采自黑暗还是采自光荣，它都不会更有光泽。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待死者的办法!这就是新宗教的神圣仪式!奉献给亡灵的保护神。查理十二的幸运战友呵，你们不曾被这些亵渎神圣的鬣狗打扰!冬天白鼬来往于洁白的雪地；夏日波尔塔瓦长满了苔藓。
波拿巴是在一片荒野之中，在一支几乎被摧毁、鲜血被冬雪吸尽的军队的残余人马之中获悉巴黎的事变的。拿破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权利连同他的武力一起在俄罗斯消失殆尽，这时在京城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就足以对这些权利表示怀疑：脱离了宗教、正义和自由，他就失去了一切权利。
拿破仑给法兰西带来的灾难，已使人对他的反感刻骨铭心，对他幻想不再。他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天才，他在意大利打的第一仗和在法国打的最后一仗(我说的不是滑铁卢)是最漂亮的两仗。在前一仗他像是孔代亲王，在后一仗他像是蒂雷纳元帅。在前一仗他是个伟大的武士，而在后一仗他是个伟人。不过两场战斗的结局截然不同。通过前一仗他赢得了帝国，而后一仗则使他丢掉了帝国。他在政坛上的最后几个时辰，就像狮子的牙齿，尽管松动了，露出牙根了，却也需要欧洲使出全力才能拔掉。拿破仑的名字仍然是那样可怕，敌军是战战兢兢地过了莱茵河，并且左顾右盼不断回首后顾，以确信担心后路被切断。路没有被切断。就是进了巴黎当了主宰，他们仍然提心吊胆。亚历山大在打进法国时，朝俄罗斯回望了几眼，他祝贺那些能够离开的人运气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出不安和悔恨。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我就成了民众欢迎的人物，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在波拿巴治下充当奴才的人都恨我，而另一方面，那些想把法国置于从属地位的人又信不过我。最初，在那些君主当中，只有波拿巴本人赞同我的看法。他在枫丹白露浏览了我的小册子；是德?巴萨诺公爵带给他的，他们两人进行了公正的讨论；波拿巴说：“这一点是准确的；这一点又不准确。对夏多布里昂我无可指责。我大权在手，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与我对着干；而那些混蛋那时在干什么呢，如某某某、某某某!?”他点了他们的名字。
我对波拿巴始终真心敬佩，即便我在猛烈攻击拿破仑时也是如此。
后世在作评价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公道：正如离得近会导致一些错误、偏见，隔得远也会带来一些错误、迷恋和偏见。当后世毫无保留地表示敬佩时，会对敬佩对象的同代人并没有得出与他们一样的看法感到气愤。不过这一点自有其道理：这个人物身上使人不快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的短处与他的肉体一起死了，留下来的只是他不朽的生命；不过他引起的苦难：他自己的苦难，他那类人的苦难，尤其是忍受他折磨的人所受的苦难却不会因此就不存在。
当今的趋势是颂扬波拿巴的胜利。忍受他折磨的人都不见了，再也听不见诅咒他的声音，听不见牺牲者绝望和痛苦的惨叫，再也看不见法兰西被榨得干干净净，只能靠妇女来耕种田地的景象，看不见父母为儿子的过失而被捕、村民因一个人拒服兵役而连带受罚的情景；再也看不见街角贴的征兵布告，也看不见行人聚集在大张死刑判决书前面，悲伤地寻找儿女、兄弟、朋友、邻居的名字的情形。大家忘记了过去曾一同为胜利而哀叹，忘了在戏院，从检查官漏过的台词里，领会到对波拿巴的一言半语影射嘲骂便兴奋不已的情形，忘了朝野上下、将军、大臣、拿破仑身边的人都曾对拿破仑的压迫和征服怨声载道，对那种老是赢老是玩下去的游戏感到厌倦，对每天早上都要问“今天能否安宁”的生活失去兴趣。
灾难本身也证实了我们痛苦的现实：如果法兰西真的狂热拥护波拿巴，为什么会两次突然地，而且是彻底地抛弃他，也不尝试为留住他作最后的努力呢?如果法兰西的一切：光荣、自由、秩序、繁荣以及工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宏伟建筑物的兴建，文学、美术等的昌盛都是波拿巴的功劳，如果在他之前，国家没有任何成就，如果共和国缺乏天才，没有魄力，既没有捍卫，更没有扩展自己的国土，那么法兰西坐视拿破仑这样一个恩人落到敌人手里，或者至少没有抗议敌人囚禁这样一个恩人，岂不是太忘恩负义，太卑鄙了吗?
这种指责，人家有权对我们作出，然而却没有作出，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是因为拿破仑倒台的时候，法国不但不打算保护他，反而情愿抛弃他。在我们感到苦涩的憎恶时，我们只把他看做造成我们苦难的罪魁祸首，对我们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冷酷家伙。同盟国并没有战胜我们；是我们自己在两个祸害之中选择时，抛弃了使我们流血的祸害，因为我们的血不再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流了。
无疑，共和国曾经是残酷的，但我们各人都希望它会过去，我们迟早会恢复权利，同时又保留共和国在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方面为防御外敌所征服的疆土。它带回来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以我们的名义赢得的。在共和国时期我们要谈论的只是法国；获胜的总是法国，打败敌人的总是法国；一切都是我们战土干的，人们设立欢庆胜利或者纪念丧亡的节日，也是为了他们。将军们(他们中有的十分伟大)获得了十分荣耀的位置，但在公众的回忆里，他们为人谦虚；马尔索、莫罗、奥什、儒贝尔就是这样。后面两位本来注定要占据波拿巴的位置的。但是波拿巴天生就是争夺光荣的人，他突然阻挡了奥什将军的宦途，并且以他的嫉妒使这位绥靖的大将备享盛名。这位将军在获得阿尔滕基尔肯、新维德和克莱尼斯特大捷之后突然去世。
在帝国时期，我们都消失了；什么事儿都不再与我们有关，一切都属于波拿巴：我下令，我打了胜仗，我说话，我的雄鹰，我的皇冠，我的血统，我的家族，我的臣民。
然而，在这两种既相似又相对立的状况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共和国倒霉时我们并未抛弃它，它让我们受不了，但是它给了我们荣誉；我们不曾为了某个人的财产而感到耻辱；由于我们的努力，共和国没有遭到入侵；俄国人在山那边打了败仗，来苏黎世断气。
至于波拿巴，尽管他打了大胜仗，获得了大片土地，大量战利品，还是倒下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而是因为法国不再需要他了。真是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永远记取：任何损害人类尊严的事情，都会带来灭亡。
这一切都太真实了；可是波拿巴不应该用人们应用于伟大天才的尺度来评判，因为他缺少的就是高尚。有些人向上爬有能力，可是往下走就没有本事了。他拿破仑则往下往上的本事都有。一如反叛的天使，他可以把他无法量度的身躯缩小，以便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他可伸可缩的本事为他提供了逃生和复活的办法。与他打交道，事情看似完了，其实都没完。他这个演员根据风俗习惯的意愿改变自身，无论是演喜剧还是悲剧，无论身穿奴隶服还是王袍，无论是演阿塔洛斯还是恺撒，都演得大方自然，完美无缺。再等一阵子，你们会看到，那个矮子将从堕落中抬起他那布里亚柔斯的头；“瘸腿魔鬼”阿斯摩代化作大团烟雾，从关住他的瓶子里钻出来了。拿破仑珍惜生命，是为了生命给他带来的东西。他本能地感到了剩下来还可以描绘的东西。他不希望画没绘完，画布就用光了。
仪式结束后，我晚上到气氛轻松了一半的大教堂里散步，当我想到这些遭到破坏的陵墓之间伟人的虚荣时，思路就转到了从同样场面得出的一般伦理教训。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我还一直深入到人的本性。在坟墓里，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吗?在这虚无之中是否存有什么呢?难道没有虚无的生命、尘埃的思想吗?这些骨骸就没有人所不知的生活方式吗?谁知道这些死人有没有激情、快乐和拥抱呢?他们从前梦想、相信、期待的事物，是否和他们一样成了虚有之物，与他们一起乱七八糟地堕入了深渊呢?梦想、前途、快乐、痛苦、自由与奴役、强大与弱小、罪恶与美德、荣耀与卑鄙、富贵与贫穷、才干、天才、智慧、光荣、幻想、爱情，你们真是一时的感觉，随着你们赖以产生的头颅的毁灭，随着从前跳动着一颗心脏的胸膛的破损而成了过去吗?陵墓呵，如果你们真是陵墓的话，在你们永远的沉默中，难道人们只听见一种永久的嘲笑?这笑声是不是天主，惟一在这欺骗的世界消亡后还会存在下去的嘲弄的反响?让我们闭上眼睛吧!“我是基督徒。”让我们用牺牲者这句崇高又神秘的话来填满生命的绝望之渊吧!
要是我们稍微存一点疑心，就会轻易地发现一场灾难已经临近。波拿巴离他的诞生地，离他征服的地方太近了；他落难的岛屿应该更远一点，应该为重洋所包围。人们弄不明白，同盟国怎么想到把拿破仑流放到那些礁岛上：看到亚平宁山脉，闻到蒙特诺特、阿尔柯尔和马伦戈的火药味，发现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那三个受他奴役的美丽城市，我们能认为最不可抵御的诱惑不会占据他的内心吗?难道人们忘了，他曾经搅得天翻地覆，他到处都有崇拜者，都有对他感恩图报的人，他们都是他的追随者?他的野心落了空，却并没有泯灭；不幸与复仇又吹燃了野心的火焰：当魔鬼从被创造出来的宇宙边缘看见了人与世界，就决定断送他们。
在显露出自己的意图之前，可怕的囚徒隐忍了好几个星期。他的保护神与它所支配的强大的公共“法老”商谈一笔财富，或者一个王国。富歇与古斯曼?达尔法拉什之流的人物充斥于世。伟大的演员老早就给警察准备了情节剧，把精彩的场段留给了自己。他拿那些平常的牺牲者开心，让他们落人剧中的陷阱。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回忆波拿巴，因为现政府让法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让他们感到屈辱；而一八一四年的年轻人则向复辟王朝表示敬意，因为它推翻了专制，恢复了自由。
我曾经相当长久地希望，人们会在路易十六流血的地方立起他的塑像。要是现在问我，我是不会再持这样的意见了。波旁家族一回国。就想到了路易十六，这一点是应该赞美的。他们应该把路易十六的骨灰撒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再把他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眼下，也许该担心的，是基于让人牢记民众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这个目的而立的纪念碑，会使人产生模仿那些暴行的愿望：恶比善更有诱惑力；你想让人们永记痛苦，但人们常常记住的是那些作恶的榜样。各个世纪都不接受哀伤的遗传，现实有够多的事让它们哭泣，它们决不会还为往昔传下来的伤心事落泪。
他作为掌有大权的命运，的确是那样完美，以致人们在百日王朝再也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那是获取胜利、建立秩序的天才，而不是失败和自由的天才：然而，他却对背弃他的胜利，对秩序无能为力，因为少了他秩序照样存在。他在惊愕之余说道：“波旁王朝才几个月就替我把法兰西收拾好了!我要推倒重来，得好几年功夫。”征服者见到的秩序，并不是正统王权的功劳，而是宪章的功劳。波拿巴下台时，扔下的是一个默默无言，俯伏在地的法国，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挺直了腰，大声说话的法国：他怀着单纯的专制思想，把自由看作混乱。
然而波拿巴不得不妥协，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开始就获胜。他得不到民众真正的拥护，只好以每人四十苏的价钱，雇一些工人下班后到骑兵竞技场，喊几声“皇帝万岁”!人们管这种活儿叫“去吼吼”。一些通告首先宣布一种完全的遗忘和宽恕；个人被宣布是自由的，民族是自由的，新闻也获得了自由；人家只希望让人民得到和平、独立和幸福；帝国的整个机构都改组了；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为了使实践与理论一致，法兰西被分成了七个警察分区；七位警察总监被授予了相当于执政府与帝国时期警察总局局长的权力：我们知道，当年在里昂、波尔多、米兰、佛罗伦萨、里斯本、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那些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何等的威风。在这些警察总监之上，波拿巴安排了一些特派员，他们如同国民公会时期的人民代表。这套等级制度越往上越不受管束。
在外国一场高贵的战斗中，拿破仑输了（滑铁卢），而在巴黎，他还得忍受一些辩护人的争宠邀功，这些人想把他的不幸藏起来：他后悔在出发亲征之前没有解散议会；他也经常悔恨没有派人毙了富歇和塔莱朗。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这就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波拿巴禁止自己做出任何暴烈行为，也许他这是服从了本来的平和性情，也许他是被命运驯服了；他不再像头一次被黜之前那样说：“一个伟人逝世会带来多大损失，大家走着瞧吧。”这股狂劲已经过去了。他对自由生出反感，想到要砸碎朗儒依纳主持的众议院。此公原是一个公民，后来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从元老院议员转为贵族院议员，然后又复归为公民，最后从公民再度爬上贵族院议员的高位。拉斐德将军是众议员，在议院宣读了一个提案，表示：“议会要永远存在下去；任何解散它的企图都是严重的背叛，罪大恶极，任何企图做出此种行为的个人，都是叛国贼，或者被判为叛国贼。”(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就在正统王权向前开进的时候，贵族院里回响着议员们的呼喊和质询；当匕首在法庭上受害者手中传递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就像当年我们蒙受深灾巨难之时那些可怕的革命场景。几个武官那要命的蛊惑力把法国带到了灭亡的境地。他们在招引外国军队再次入侵的时候，还在法院门口打斗不休；他们有预见的绝望，他们的手势，他们关于坟墓的言论，似乎都预告了三重死亡：他们自身的死亡，他们赞美的人的死亡，以及他们放逐的家族的死亡。
第一次复辟时我同意保留三色旗：它闪耀着它的全部光荣；白旗被人遗忘了；那么多的胜利给予这三种颜色以合法地位，保留它们，并不意味着给一场可预见的革命准备一个重新集合队伍的标记。不采用白旗是明智的，但是在波拿巴的掷弹兵举过之后将它抛弃则是卑鄙行为：从卡夫丁轭形门下通过不可能不受惩罚；侮辱人的事也是致人于死地的事：一记耳光在身体上并未给你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它却杀了你。
人世间的伟人为数太少，不幸只能在彼此间互相仿效。拿破仑既是模特儿，又是模仿者，既是实在的人物，又是表现这个人物的演员，因此，他模仿的就是他自己；如果他不穿上英雄服装，他就不相信自己是个英雄。这个离奇的弱点给他惊人的现实蒙上一层虚假和暧昧的色彩；人们担心把王中之王当作古罗马演员罗西乌斯，或者把罗西乌斯当作王中之王。
真正的哲学不会原谅的波拿巴的罪过，就是使社会习惯于盲目服从，把人性推向道德沦丧的时代，并在心灵开始因高尚的情感而怦怦跳动的时候，以不可言喻的方式使人的品性变坏。我们面对自己和面对欧洲的软弱，我们现时的沉沦，都是拿破仑奴役的后果：我们身上剩下的，只有扛枷锁的能力。波拿巴甚至把未来都搅乱了；要是人们看到我们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之中步步退缩，闭关自守，不是去寻求与欧洲交往，而是将它拒之门外；看到我们交出内部的自由，以便摆脱外部的恐惧；看到我们迷失在违反天性以及十四个世纪形成的民族习俗可恶的深谋远虑之中，我是不会感到半点奇怪的。波拿巴留在空中的专制，又变成堡垒落在我们头上。
今天，用冷笑迎接自由，把它和贞操看成废品已是时髦。我不赶时髦。我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世上的一切；因为有自由，生命才有价值；即使最后剩下我一人为自由辩护，我也要继续宣告它的权利。以陈年往事的名义抨击拿破仑，用废旧观念来指责他，其实就是为他准备新的胜利。人们只能用比他更伟大的东西——自由来打击他：因为他对自由，因而对人类犯了罪。
波拿巴不再是真实的波拿巴，这是个传说中的人物，由诗人的怪念头，士兵的闲聊和民众的故事所组成；这是我们今日见到的中世纪史诗中的查理曼与亚历山大。这个虚构的英雄将长期是现实的人物；其他的肖像则将消失。波拿巴如此顽强地属于独裁统治，以至于我们在忍受了他本人的专制之后，还得忍受他身后名声的专横统治。后面这种专制比前面那种更压迫人，因为拿破仑在位时还有人反对他，但他死后人们却普遍愿意接受他扔给我们的镣铐。他是未来事件的阻碍：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政权在他之后怎么坐得稳江山?他在超过这个政权时不是把所有军事方面的光荣都消灭了吗?当他在人们心中腐蚀了自由原则之时，自由政府又怎么可能产生?从此任何合法政权都不可能从人心中驱除篡位者的阴魂：不论士兵还是公民，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把拿破仑的半身雕像和肖像供奉在宫殿或者茅屋里的家中；从前的战败者与战胜者握手言和；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见得到拿破仑的影子；一深入德意志就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厌恶他的年轻一代已经过去。通常各世纪都在一个伟人的肖像前面坐下，以长久不断的工作来把他画完。这一次人类却不愿等待；也许那支粉笔涂抹得太快了一点。现在是把偶像不完善的部分与已完成的部分作对比的时候了。
从话语、演说、文稿以及从他从不曾热爱自由，也从不曾打算实行自由这一事实来看，波拿巴并不伟大；他的伟大在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规定的强大政府。一部为众多国家所采纳的法典，一些法院、学校和一套强有力的积极聪明，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管理体系；他的伟大在于使意大利复兴，并且出色地予以引导和管理；他的伟大在于使法国在一片混乱之中恢复了秩序，重立神坛，压制了那些疯狂的煽动家、傲慢的学问家，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家、伏尔泰式的无神论者，十字街头的演说家，监狱与街头的刽子手，论坛、俱乐部和断头台的穷人的气焰，让他们在自己手下出力；他的伟大在于控制住了无政府的乌合之众，在于制止了下层百姓的放肆，在于使曾经与他同等的士兵，曾经领导他或者曾经是他竞争对手的将领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伟大尤其在于他是白手起家，除了才华再无别的权威，却能在王座周围失掉幻影的年代，使三千六百万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他的伟大还在于打败了所有敌对的君王，击溃了军纪兵力迥然不同的各国军队，让文明国度的人民知道了他的名字，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一切胜利者，还在于十年之间他的魔力无处不在，到了今天的人们几乎不可理解的地步。
如今那位著名的打胜仗的囚徒已不在人世；为数不多的还理解高尚情感的人能够无所惧怕地向光荣表达敬意，却不用为自己曾经宣称这份光荣是不祥的而懊悔，也不必承认破坏各国独立的人就是各国解放的领头人：拿破仑不需要别人给他贴金；他天生就带来了足够的丰功伟绩。
因此，脱离他的时代后，他的历史结束了，但他的史诗却开始了。现在我们去看看他死亡吧：我们离开欧洲；随他在把他神化的天空下行走!他的船只在海的颤栗中降下帆篷，波澜给我们指示他消失的地方。塔西佗说：“在我们这个半球的极端，人们听见落日在沉人海中时发出的声响。”
要是我们研究那些伟人出生、死亡或者生活居住过的名胜的变迁沿革，该发现多少不同的事物，多少不同的命运啊，因为发生了那么奇特的变故，甚至我们微贱生命所依附的幽暗住所都变了!克洛维是在哪座茅屋出生的?阿提拉是在哪辆马车上面世的?阿拉里克的坟墓被哪条湍流淹没了?亚历山大的金棺或水晶棺又被哪只豺狼占据了?这些尘埃换了多少次地方?埃及与印度那些陵墓属于何人?这些变化连接着未来的秘密，惟有天主知道其原因：对人类而言，它是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理，只在一个个世纪的帮助下才显现出来，正如一些距地球遥远的星星，它们的光亮尚未照到我们。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穴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操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